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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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

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

这是《三国演义》小说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中，赞颂关羽义释曹操的一首诗。

也因为关羽甘愿违抗军令状，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放过曹操，成就了他义气深重的美名。

对于关羽的“义释曹操”，毛宗岗的评语这样说：“…义释华容, 酬恩之谊重 。作事如青天白日, 待人如霁月光风…”。

就连评价《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的鲁迅先生也不由的赞赏道：…“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 则义勇之气可掬, 如见其人。”

可见关羽“拼将一死酬知己”，义重如山、义贯长虹的品德，被社会各个阶层、各方人士所高度肯定。

然而，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篡逆奸臣，是蜀汉政权的死敌，无论从匡扶汉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还是从刘备集团的远图大计讲，都不能放走曹操。放曹既负汉室，又负刘备，并失兄弟情义。

这样看来，关羽的“义释曹操”，却是“不忠不义”的行为，关羽又受人指责，并成为历来争论最多的问题。

在正史中，并没有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对于《三国演义》小说却杜撰这样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后人推测，如此安排，用意有三点：

一是突出关羽的义气；二是突出诸葛亮的智谋；三是突出曹操的奸诈和刚愎自用。

然而，用现代思维来解读这个情节，却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

其一：过于神化诸葛亮。

鲁迅先生说：状诸葛伪似妖。诸葛亮因为夜观天象，认为曹操天命不该绝，给关羽做个人情。然而却让关羽陷入“违抗军令状”的死地，诸葛亮做人不真诚，给人使绊子，是不是非常可怕？

其二：对关羽的形象无法自圆其说。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大将，却因为一己之私，私自放跑敌对集团最高统帅，为了自己的名声里通外国，这还有没有点责任意识？

在现实的企业管理和现实生活中，哪个老板敢重用这样的下属？

其三：执法不公，不能服众。

马谡的失街亭，因为他立了军令状，因此被砍了脑袋。而关羽同样立了军令状，诸葛亮却因私废公。如此行事，怎能服众。

诸葛亮视军法如儿戏，又如何能辅助刘备匡扶汉室？  

其四：有失主公信任。

刘、关、张桃园结义时许下誓言要同死，主子刘备不肯违背前蒙。诸葛亮饶过关羽，也就相当于让主公欠自己一条命。

这以后君臣还如何相处？年纪轻轻的诸葛亮玩弄手段拿主子开涮，如何能博得主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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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关羽“义释曹操”这事儿，让人品咂起来感觉很拧巴。

然而，关羽的“义释”行为却又大大的美化了他“义觉千古”的非凡形象，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这个故事放在《三国演义》小说中，却毫无违和感。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影响人们得出这样的看法呢？

“义释曹操”情节，又蕴含着鲜为人所知的文化密码。

且看关羽“义释曹操”章节的人物对话描写：

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

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

这段对话，相当于关羽和曹操扯平了。就是说，关羽不欠曹操的人情，因公杀他理所应当。

再看曹操又怎么说？

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正是曹操所说的“过关斩将”这个事，击中了关羽的一个要害。此时的关羽无言以对，因为这件事他确实还未报答曹操，欠了一个大大的人情。

更何况当年关羽辞别曹操时，曾许下诺言:“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侯之异日。曹操多投了一个“桃”，关羽尚未还他“李”。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是儒家所弘扬的“受恩必报”的做人原则。

很多先秦古侠都坚执“受恩必报”的信条，将其视为铁定的原则，在报恩时以大报小， 在必要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报恩。将忘恩负义视为禽兽之行。

春秋时晋国武士灵辄受赵盾一饭之恩, 关键时救赵盾一命；战国时魏安厘王的妾如姬为报信陵君帮她报杀父之仇之恩，舍命窃得魏安厘王的兵符。

《三国演义》写了众多的报恩行为，极力歌颂报恩行为，比较典型的包括：

闺阁弱女貂蝉为报义父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巧施连环计为国除害。东吴大将黄盖为报“吴侯三世厚恩”，上演常人难以忍受“苦肉计”。

他们都在践行儒家的“报恩”美德，难道关羽还比不上弱女子貂蝉和老将黄盖吗？

毛宗岗评价关羽的“义绝”时说：“青史对青灯，则及儒雅”。

而纵观整部《三国演义》，关羽正是一个被儒化的英雄，并且超群绝伦。

因此，被儒化的大英雄关羽，在听到曹操说：“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关羽只能选择放过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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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面对关羽，除了说““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操曰：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是一个典故，见于《孟子》，宣扬的是知恩必报，以义为重的儒家思想。

这个典故的大意是这样的：

子濯孺子是郑国大夫，善弓射。郑国君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失败，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因为发了病，不能拿弓箭射庾公之斯，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当手下人告诉子濯孺子追他的是第一射手庾公之斯时，子濯孺子又说“我可以活命了”。众人不解，子濯孺子解释原因如下：

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我的徒弟。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所以他的朋友庾公之斯一定也是正派的，不会乘人之危拿箭射我。

果然，庾公之斯没有射杀子濯孺子，但又不能违抗君王的命令，就拔去箭头，放了四箭返身而回。

关羽熟读《春秋》，岂能不知这一典故。曹操正是因为知道关羽熟读《春秋》，他以春秋时庚公之斯不杀子灌孺子这一被视为千古义举的故事，感动关羽。

而当时的关羽，他所面临的处境，也正和这个典故相似。

当时的曹操和他的几十个残兵败将，已是狼狈不堪，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关羽作为威震华夏的大英雄，不会去杀落入窘境的弱者。关羽不杀坠马黄忠就是一例。

再者，关羽应该想起了当年留书不辞而别，曹操追赠锦袍之事。曹操临别赠言，殷勤致语，也会让关羽良心发现，不忍杀曹操。

关羽“低首良久不语”，在那一刻，他的内心是极为矛盾复杂的：

忠于君命，忠于汉室，就不能放操；不忘曹操旧日恩义，却又不能杀操。

在“忠”与“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关羽艰难选择将“义”放在“忠”之上，用“义”冲击了“忠”，用义压倒了“忠”。

《三国演义》小说，要塑造关羽“知恩必报，恩怨分明”的性格特点和“义重如山”的人物形象。因此，在“杀”和“放”的选择上，小说的情节设置只能是安排“放”。

曹操因为学识渊博，在性命的危机关头，还能引经据典，救了自己一命，可见读书的重要性。书到用时方恨少，平时多读点书吧，早晚都能发挥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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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元末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之后，流传甚广，一直到清朝，出现了多个版本。

现在大众看到的毛宗岗版本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部世代累积性的作品。

“市井细民”处在社会底层，在各种社会势力的重压之下，处于屈辱的地位，他们渴望在“义”的旗帜之下，使自己免受欺压，所以特别看重“义气”。

关羽的“义”，展示了一个既集中传统道德精华，又能为明清时期的市井百姓所认同的古代名将的人格力量。

在“市井细民”看来，关羽的“义”，要比“忠”重要。说“忠”那是有资格参与政治，有机会接近最高统治者的官吏们的事。

而整部《三国演义》小说，所展现的关羽的一生，体现了 “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

“桃园结义”的誓言，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 “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

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是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  是知恩必报的仁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守护二嫂，是礼义。

对刘备、张飞结拜兄弟的情义，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 生死相依, 为古往今来朋友弟兄之谊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

可以说，关羽的这些义举涉及儒家礼仪思想，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反映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再加上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单刀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走麦城等生动情节又充分表现了关羽的勇武。

关羽形象，可以说把儒家正统文化的道德理想“忠”和民间市井的审美理想“义”，与万夫不当之“勇”集于一身。

这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使得关羽后来逐渐成为全社会崇拜的人物。

而解读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文化密码，关羽的“义”，正是与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知恩图报、恩怨分明、忠诚守信等美德相联系的，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前社会，充满了功利与浮躁，金钱至上，“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笑贫不笑娼”、“为当网红无下限”、“公众人物各种人设”等等的丑恶现象，充斥各类媒体和平台。

人们也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而人与人之间，也大多是金钱和利益的畸形关系。

在这个社会快速发展转型的时代，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充满着陌生、冷漠、麻木、愤怒、残忍、功利、算计、戕害。人们呼唤正直、仁义，呼唤爱与友善。

我们更是呼唤中国传统道德文明中的“忠诚守信、舍己为人、知恩感恩”等美德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