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署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民愤四起，在京应试的举子们联名“公车上书”反对议和，不少士大夫更是将矛头指向李鸿章，责骂其为“卖国误国”的秦桧，清室为平息民怨解除了李鸿章的职务，忍辱负重的他又成了清廷的替罪羊。
问题是，李鸿章果真如秦桧之流，为国之奸臣？宋人秦桧是历史上板上钉钉的佞臣奸臣，高宗赵构时期，他是有名的主和派大理排挤主战派将领，伙同赵构以“莫须有”之名残害岳飞于风波亭。奉行割地、纳贡、称臣的政策，于1141年不顾百姓主战派人士反对与金人签订“绍兴和议”换的暂时苟安。此外，为相期间，秦某人结党营私，罗织罪名，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瞒上欺下粉饰太平，人们敢怒不敢言，南宋政治进入最黑暗时期。反观晚清大臣李鸿章，操练淮军、镇压捻军、太平军、参与洋务运动、创建新式海军、创办北洋水师，兢兢业业为国效力，其卓著才能为自己赢得盖世功勋和声望。奈何甲午海战，清廷节节败退，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失败告终，朝廷无心应战，愿以“割地赔款”达成议和。李鸿章被委任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讲和期间李中堂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甚至被刺伤后发出“只要于国有益，搭上性命也无妨”。此举是那奸臣秦桧之流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视之为奇耻大辱发誓终身不履日地，这也是为何他后来游历欧洲归国途中经日本海滨时宁愿踏着木板换乘小船，也不愿乘日本船的缘由。甲午战争是李鸿章命运的转折点，战争失败有其不可回避的过失，像延误战机、指挥不力、任人唯亲，但若将所有罪责归其一人之身未免武断，压上平生功名声望，赴日议和换来“奸臣误国”之名不免有些残酷。再言，当年秦桧病终，高宗赵构闻知长吁一口气自言“日后终于安心”了，大有“卿不死，朕不安”之意，足见君臣间的提防和利用。而积劳成疾的李鸿章去世后，朝廷大惊，慈禧太后闻言泪下，感叹：“大举未定，日后若有不测，将无人分担”可见满清王朝对他的依赖。因此，李鸿章绝非如秦桧之流的奸臣。既如此，他是权臣吗？比之为霍光、张居正何如？明万历时，皇帝朱翊钧醉酒犯错，被李太后责备令其下罪己诏，且读《汉书霍光传》篇，埋下皇帝对张居正仇恨的种子。霍光曾废昌邑王刘贺再立新君之事，皇帝读此不免想到眼前独揽大权的张居正。汉武帝临终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助八岁的刘弗陵治理天下。自此霍光大权在握，为报先帝知遇之恩，他尽心尽力协助汉昭帝，为政时期，对内休养生息，鼓励农桑，多次大赦天下，努力恢复武帝时因战消耗的国力；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缓解与匈奴的矛盾，一心一意发展国力。后因汉昭帝英年早逝，他又推举刘贺为帝，无奈此人难当大任，凑请太后废之，另立流落民间的刘病已，是为汉宣帝。明之张居正为明帝国最有权威、最独裁的首辅，也因皇帝年幼独揽大权，对帝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度扭转颓势局面。此二人不但有魄力，有手腕且都曾借权利将生平所愿付诸于行动，才是名副其实的权臣。到李鸿章时代，虽国立日衰，民生凋敝，但朝中不乏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奕䜣、帝师翁同龢等人，且皇帝成年，真正的统治权掌握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手中，连光绪都未能施展拳脚，何况一大臣。细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上下一心，清政府内部则各怀心思，扯皮推诿之事屡见不鲜，彷佛战争是满清之事，与己无关。当时西方报纸评论“日本不是与中国交战，而是和李鸿章一人交战”，以一人战一国，可见李鸿章并非如外人眼里的权倾朝野，反而是孤立无援。况且李鸿章既无霍光的魄力，也缺乏张居正那样强势的铁腕，他只是在自己的职务领域为国“修修补补”，正如史学家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所言他有才气，无学识；有阅历，无血性。甘愿做修补之事，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立百年大计。因此无论在权势还是手腕上，李鸿章也不是霍光、张居正，并非权臣。李鸿章盛年举办洋务，处理外交，晚年签署多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誉之者，谤之者皆有。个人尤爱梁启超对他的中肯评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窃以为，内忧外患中的李鸿章既非奸臣，更非权臣，只是能干、肯干事的人，是清廷依赖的用以排忧解难的人，是一颗好用的“棋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