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了十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在得出了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世界1500年后，却留下了一个李约瑟难题，即近代科学为何在欧洲出现？首先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李约瑟混淆了科学和技术，中国可能在中古时期的技术上有一定优势，但从未培养出科学，更遑论科学曾经领先。其次我们再来回答为何近代科学会在欧洲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的怀特海在他1925年出版的《科学与近代世界》的一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欧洲为何可以孕育出理性。理性是科学的思维的基础，但理性又是违反人性和直觉的，理性属于卡尼曼在《快思考，慢思考》中的慢思考，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快思考往往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而慢思考需要克服很多关乎生存的直觉，但唯有慢思考才能决定人之为人的演化方向和认知提升，其中理性又是人性中最为璀璨和需要反复习得的思维能力。
在这里怀特海提出三点欧洲文化中因素，并认为是这三点塑造了欧洲人的理性，以及因此突变般涌现出来的近代科学。
这三点分别是第一，希腊的悲剧；第二，罗马的法律；第三，中世纪的信仰。
第一，希腊的悲剧
怀特海认为，培养科学心态的第一项要素是希腊的悲剧。因为希腊悲剧的主角是命运，而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悲剧的情节不以人的意愿来考虑，是完全无情的、必然的。悲剧的表现不在于要博得同情、要求怜悯，因为它要表现的是整个事物的必然规律、宇宙间一切现象的无情性格。
在希腊悲剧中，对于事实之无情这一面的充分描述，使人们透过人生真正的不幸遭遇而了解了无情之必然性。但是，最初创作悲剧的人未必有这么复杂的想法，他只是在描写人生许多东西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久而久之，希腊人欣赏悲剧之后就会发现，事与愿违是人生中常见的现象，所以不必期望无谓的要求，而应该接受残酷的事实。
悲剧对人们心态的培养是很明显的，让许多人知道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到最后，命运的必然性就变成物理学上的定律，这种定律完全不受人的意志而改变。所以希腊悲剧一方面固然可以洗涤人的心灵，让人调节他心中的怜悯与恐惧的情愫；同时也可以减低人的主观想法，事情发生时，不要抱怨哀叹，而应该去接受。
怀特海总结一句话说：“悲剧的本质并非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是命运的这种必然性，只有透过人生中真实而不幸的遭遇才能加以说明。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思想，物理的定律就是命运的定律。”
第二，罗马的法律
罗马的法律并不是由于归纳客观的资料而制定的，譬如看到社会上有多少人杀人放火，然后归纳之后再定一个法律。罗马法律并非如此，它是先设定基本的原则，然后由这个原则再制定各种细节，形成一套明确规定的系统观念，演绎出一个社会机体的详细结构与行动方式的法律义务，其中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
罗马的法律非常严格，事实上它也充分反映了当时斯多亚学派的影响。怀特海引用一段话说：“罗马的立法从两方面来看，都是哲学的产儿。首先，它根据哲学的模式而制定，因为它并不是纯粹为了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而是先确定许多关于权力的抽象原则，然后再力求去配合。其次，这些原则又都是直接从斯多亚学派借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的广大区域，实际上都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法律秩序的观念，仍然存在于帝国人民的传统之中。同时，西方宗教继续存在，也活生生地体现了帝国法制的传统。这种法律的烙印是要强调什么？要把任何事物都放置并保持在适当位置上的确定程序。
第三，中世纪的信仰
一般人听到信仰，都以为是很主观的选择，或是一种与理性背反的思考模式，而事实不然。中世纪的信仰（所谓的基督宗教）使人们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再怎么微小的事情，上帝都会照顾到。譬如，耶稣说过：“如果上帝没有允许，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马太福音，10:30）自然界里面也是一样，再细微之物也有它的规律。换句话说，对上帝的信仰使人相信，上帝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一切。而科学的规律使人相信，规律的影响也及于无微不至的各种现象。
怀特海指出，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上帝的监督，并且被置于一种秩序中，因此，研究自然的结果，只能证实对理性的信念。这里所说的是，欧洲人心中上千年以来未曾受质疑的信念。因此，研究自然的结果，只能证实对理性的信念。
相对于此，怀特海也批评亚洲方面，他说：“亚洲方面关于上帝或神的观念，不是太武断，就是离人性太远。因此，无法对思想的本能习惯产生太多影响。”也就是说，亚洲人认为，任何固定的事物都出自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神明的命令，不然就是由一种非人性的、不可思议的事物根源中演变出来。所以，他们没有产生类似西方人的信念，认为上帝具有像人一样的、可以理解的理性。
换句话说，怀特海在这方面的结论是：在近代科学理论尚未发展之前，西方人就相信科学有可能成立了，那是不知不觉之中从中世纪的信仰中导引出来的。但是，科学不仅仅是出自本能信念的产物，还需要对生活中的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为事物本身”这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一切是要回归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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