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个子不高,微胖的身材,印象中她对我们很少笑。过去奶奶也是大家闺秀出生,爷爷家境落魄后,她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要抚养六个子女。听爸爸说,奶奶给别人糊过纸盒,打过零工,吃过不少苦。
爷爷浓眉大眼,虽然上了年纪了,依然掩饰不住年轻时的英俊。爷爷有时带我们去公园,我们自己玩耍,他总是站在公园的报刊栏,戴着老花镜,背着手站在那看报,有时候也在公园打太极拳。
爷爷总是嘱咐奶奶:“多买些小菜,孩子们都回来了。”奶奶每天提着一只竹篮子去买菜,经常端一盆黄豆芽,坐在阁楼的亭子间过道上摘豆芽,豆芽的根儿老长的,豆芽根儿交错盘旋在一起。阳光透过亭子间的窗户,斑驳着奶奶摘豆芽的那双白皙的手。
清晨,我站在二楼的亭子间,透过窗户往下看,古老的弄堂里响起上海人软绵绵的上海话,相互问候交谈,忙碌着去买小菜,忙碌着将马桶,痰盂倒在下水道中。忙碌着在一楼公用的洗漱间洗漱 ,开始新的一天。
儿时回老家_上海过年/弄堂人家上海话如南方温暖而湿润的天气,那种“吴侬软语”,让女子说起来带着嗲嗲的柔美感,男人说起上海话是儒雅而倜傥的,给人一种温暖感。爸爸虽是上海人,却并没有教会妈妈和我们讲上海话。我们也只会听,会说一些简单的蹩脚的上海话。爸爸在安徽生活了几十年,也会说一口地道的安徽话,不过乡音难改,只见他与我们和爷爷奶奶、姑姑们交谈时,不停的切换着两种语言。安徽话的粗旷和上海话的绵软,都被他娴熟的,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老上海的木构建筑没有洗手间,就一个帘子拉上,在墙角用马桶、痰盂上厕所。也没有独立的厨房,四家人公用一楼的厨房。庆幸的是,爷爷家阁楼上有一个小小的厨房,这样不用去和别人家挤着做饭了。每到饭点就听到楼下滋滋啦啦地烹饪声,空气中弥漫着南方菜的甜香。
姑姑家一家人也经常在爷爷家吃饭,三世同堂,一个大圆桌坐的满满当当。一桌丰盛的饭菜都出自奶奶之手。奶奶做的红烧肉酥烂甜香 ,软糯不腻,酱油色很重,一口咬下去,口齿留香 。那种独特味道,直到现在都让我恋恋不忘。当时正长身体的我们每当看着一桌好吃的菜时,都无法自控的多吃一碗饭。爷爷笑呵呵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吃得好香,一定在心疼我们,他应该在想 ,平日父母多半是不会做许多菜给我们吃的。奶奶看着我们,一种上海人代表性的眼神,她的神情告诉我,她在想:“几个小赤佬,乡无宁,嘎能七。”翻译过来就是,觉得我们都是惹她嫌的乡下人,很能吃。
姑姑家的一儿一女_我的堂弟、堂姐 ,他们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我们和奶奶之间总隔着距离,而堂弟和堂姐在奶奶面前却是百般任性、撒娇。我们一起玩耍,淘气惹祸了被批评的也总是我们兄妹。堂弟,堂姐生在城市,穿着洋气,他们家经济条件相对我们家也要好很多。我们来自小地方,穿着土气,内心不免自卑,举止上也略显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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