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到一篇文章，认为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对鲁迅是一种侮辱。因为高尔基写过一些粉饰现实的文章，说了很多谎话。应该承认，这种立论很有一些道理，高尔基也确然在前苏联时代被当作吹鼓手来用过，这些缺点是不容掩盖的。但高尔基似乎真的就一无是处，应为人所不齿呢？我看未必。
首先，高尔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不可能保持百分之百的“良知”。换句话说，就是他有表达正义的欲望，当局也不可能给他机会。况且，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早就注定了整个社会只能出现一种声音。即使你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表达良知，所得的结果也无非两种，一种是依照当局的意图发言，一种是放弃自己生命或自由。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舍弃生命的勇气。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写下一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文章，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再作一点推论，伟大如鲁迅者，在此种状态下会有什么举动呢？曾看到王泽义的短文《“假如鲁迅还活着”》，清楚地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人问当局，“鲁迅如果活到现在会怎么样，答称要就是不写，要就是坐牢继续写”。实际上可以想见，坐牢了的人，怎么会让有条件继续写呢？所以，站在当时的环境下来考量高尔基的行为，或许会对其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说，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固然并不十分贴切，但也不见得就是“侮辱”。
从史实看，高尔基总体上还是保持了正直善良之心。这可用事实进行说明。1921年，高尔基就因为坚持“良知”而被逼离国。那一年，列宁治下的前苏联发生严重灾荒，伏尔加河流域人们的生活惨不忍睹。基于人道与良知，高尔基发起成立了饥荒委员会，成员有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等一些社会名流。因为灾荒十分严重，名流们要求派代表团到西方去寻求富国赈济，并要求监督救灾物资的分配。这可是极为“反动”的要求，结果遭到当局拒绝，并全部被捕。高尔基是这个委员会的发起人，对于这个结果，自然十分震惊，于是动用自己的力量，四处奔走，进行营救。这与当局的意图出现极大的距离，给当时的领导人增添了许多“麻烦”。当局觉得他非常“碍事”，采取措施让他出国“疗养”，实际上是逼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此为一例。
被迫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后，前苏联已经换了领导人。这个时候的当权者斯大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回国。高尔基曾写过一部《列宁》，对树立列宁的“巨人”形象产生过巨大影响。为此，斯大林也想让高尔基写一本《斯大林》，为自己贴点金，但高尔基至死都没有写这样一部书，后来他遭到斯大林的软禁，据说与此有很大关联。同时，对于遭受迫害的作家，高尔基总是尽力帮助与营救，使他们逃脱噩运。比如作家加米涅夫在担任科学出版社社长期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书一出版，即招致严厉批评。高尔基及时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对加米涅夫进行支持和保护。鉴于当时高尔基的地位，当局放过了加米涅夫。此又为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参见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教授的有关著作），只是在历史的迷雾中，高尔基的真实面貌逐渐变得模糊。考察历史，最好还是有一种整体观，只取一端，很可能对历史产生片面的看法，也是不科学的。孔夫子早就教导我们：“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治学其实亦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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