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内容主要围绕计算机工作的原理和它的本质。展开，本周聊聊 大学教育的话题。
我们真的清楚为什么上大学么？
在讲今天的话题前，先讲吴伯凡老师和我讲的两个真实的笑话。那是在罗辑思维的一次晚餐上，我聊到现在美国一些精英做事情只追求形式，已经忘记了当初的初衷，吴伯凡老师就说，这是文明衰落的前兆。接下来他就讲了英国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故事。
在1946年二战之后，英国把多佛尔角的三个哨兵撤掉了。了解地理或者二战历史的人可能知道那里是隔着英吉利海峡欧洲大陆最近的地方。在二战时诺曼底登陆之后的加莱登陆，英美联军就是从那里出发的，今天还有一些游泳健将从那里游到法国去。
当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在多佛尔角设三个士兵，因为这是二战前就有的岗位，和希特勒入侵英国无关。由于历年来在皇家陆军都有这三个职位，因此历任官员也没有问原因，就按照传统保留了。
直到二战后英国开始裁军，猜觉得这些岗位好像不需要，于是去寻找当初设置这些岗位的原因，发现一直追溯到了1805年，也就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
在这场纳尔逊彻底击败法国海军的大海战之前，英国人一直担心拿破仑会登陆英伦，于是就派了三个士兵天天在多佛尔角用望远镜往对岸看。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拿破仑对英国的威胁已经消除，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三个哨兵一直没有撤。
再往后，历代的英军官员总是在想，虽然不知道这三个人站在那里的目的，但既然当初设了这三个岗位，一定有目的，就这样这些没用的哨位设了一百多年。其实，多少年过去了，当初的目的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了形式。
吴伯凡老师讲的另一件事就更搞笑了。那是在武则天时期，洛阳皇宫的一个拐角处每天都站着两个宫女，没人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反正就天天站在那里，后来追溯原因才发现，在很早以前修建洛阳皇宫时，因为油漆未干，派了两个宫女站在那里，提醒大臣们不要蹭到油漆。
吴老师讲的这一类事情其实在生活中并不少见。虽然黑格尔讲“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上述规定的产生自然有它们合理的原因，但是很多时候，时间一长我们已经忘记了当时做哪些事情的真实目的，只剩下形式了。如果做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努力显然就和结果不相关了。这样的情况其实适用于亚洲人读大学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上名牌大学？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每一个家长和学生是否认真思考过？我问过很多亚裔，虽然他们都觉得上大学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原因却说不清楚。就如同上述故事中的哨兵和宫女一样，站在那里早已忘记了目的是什么，只剩下了形式。
对于上大学这个问题，我得到最多的答案是，“这还用问吗？教育改变命运，不上大学找不到好工作，社会地位不够高，没有出路！”但问题是，上了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么，就有出路了么，社会地位就一定高了么？
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今天中国大陆很多贫家子弟自己努力十多年，家长甚至亲戚也倾全家的财力将他们送入大学，最后大学毕业后连好工作都找不到，就算在美国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
我们可以想象，能让孩子上哈佛恐怕是亚裔家长最大的梦想。哈佛大学从六十年代至今招收亚裔比例最低的年头，也有15%左右的新生是亚裔，今天这个比例大约是22%－23%。但是成为美国社会精英的亚裔显然没有这么多，无论是美国政界、文艺界，还是在商业界，亚裔经营的占比都不高。
很多亚裔子女进入哈佛后，挑选了计算机工程专业，我直为他们摇头，当初进哈佛的难度可是比进卡耐基·梅隆或者伯克利高十倍，读完了计算机，跑去和后两所学校的学生竞争Google的职位都竞争不过。也就是说，这些人完全不明白进哈佛的意义。
相反，另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族裔犹太人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犹太裔的学生大约占了哈佛人数的10%到15%，而犹太裔在美国精英人群中的占比还真有这么多。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亚裔上大学的目的不明确，学白上了，而犹太人因为目的明确，因此学没有白上。
或许正是因为目的不明确，导致读大学和后来的事业发展似乎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似乎努力了也没有用，因此很多大学生从中学时拼命读书想挤进好大学，变成了后来在大学里干脆不好好读书。
再加上我们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和未来的需求相当脱节，而当下媒体又过分宣传个别退学的学生最后成为了工业界领袖，比如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以至于很多学生有了充分的理由认为大学教育可有可无。
当然，还有一些学生和家长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只要出国接受欧美大学的教育，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事实上结果和他们想象的正好相反，今天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毕业后是找不到工作的，很多还得回国求父母托人找关系谋个一差半职。
我想这是今天很多学生和家长的困惑所在。我们常常讲，做事情要有主见，不要随大流，但在上大学，上名校这件事情上，中国人恰恰缺乏主见，普遍是一种从众的心态，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搞了奥数或者机器人，我们家的也要学；大家都上大学，我家的也要上；大家都出国，我们也不能落后。如果你有98%的人的心态，那么想要成为2%的人就难了。
我带着同样的问题去问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问问在他们国家的人们是否一定要上大学？得到的答案和东亚人给的完全不同。
在那些国家的很多人看来，上大学时他们进入特定职业（比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必不可少的途径，但是并非从事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上大学，目的很明确。
很多特殊的工作技能，比如工匠、园艺师、厨师、酿酒师和品酒师等所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在职业学校而非大学里学到的。事实上在那些国家里，蓝翔技校这样的学校比比皆是。
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与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当他们想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需要去当地的蓝翔技校学习，而不是上大学。
比如谁要想成为一个米其林餐厅的主厨，巴黎有非常好的烹饪学校培养这些人，在那里除了要学习烹饪本身之外，还要学习营养学、餐厅管理i 等知识。以后到了社会上，这些技术工人不仅收入不比所谓的白领低，社会地位也相当高。
即便是上大学，欧洲人的目的也比中国人明确得多。在法国，大学系统和中美完全不同。
在中国，我们都觉得综合性大学比专科学校好，而在法国则相反，最好的不是像巴黎大学（它其实包括很多分校）这样非常大的综合性大学，而是像巴黎高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或者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这样非常小型的文理学院，或者工程学院。
进行通才教育的巴黎大学，反倒是平民子弟混学位的地方了。那些小型专科学院，才是精英的孩子们和未来的精英们去的地方。
在德国，情况也类似，今天的柏林大学早已经不是当年黑格尔任教、出了普朗克等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地方了，虽然它的综合名气还很大，但是专业水平不算高。
在德国最受欢迎的是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这样专业水平比较高的学校。可以讲，欧洲人上大学的目的比我们务实很多。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强调上大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学习技能，将来有口饭吃。我只是想强调，搞清楚为什么上大学很重要，而我们大部分人恰恰则在这方面稀里糊涂。不难想象，目的没搞清楚，将来的动力就成问题，结果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这周接下来，我们要聊三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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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大学的教育不足以造就精英？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想成为精英，还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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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依然要上大学，而且要尽可能地上好大学？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怎么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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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需要掌握的五种技能。如果在大学里没有练就它们没有关系，在工作中依然有机会。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育已不足以培养出精英了？
我们很多人上大学时想成为未来的精英，但是大家其实已经发现，今天的大学教育不足以早就精英了。
大部分人首先将原因归结为大学扩招，认为毕业生大量增加，好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僧多粥少，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每年毕业50多万本科生，到了90年代增加到80万－90万，2000年后突破100万，今天达到600多万。
对于这个状况，绝大部分人的看法是由于大学扩招，学位含金量贬值，因此采用的对策是读研究生。这些年来每年研究生毕业的人数也超过50万了，这还不算海外回国的研究生，事实上很多人读完研究生也没找到好的出路。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难道再读博士不成？这种思路显然有问题，因为努力的方向错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不够高，如果能读名校就好了。其实今天中国大学的水平普遍币30年前高了很多。30年前的大学一样能培养出精英，而今天即便是进入了清华和北大这种千里挑一的大学，很多学生毕业后照样混日子，这不是我的观点，是邓锋和俞敏洪共同的看法。
其实，真正的症结在于，认为仅仅依靠今天的大学教育就能培养出精英，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今天大部分大学不是为了目的创办的，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培养人的，虽然它们都宣称自己要培养精英。这就好比我们想要的是橘子，大学缺失一棵苹果树。
那么这样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在历史上，情况却不是这样，这才让很多人相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
各个早期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都有高等学府，它们的目的都是培养未来的社会精英，这些学府通常是由神庙或者政府创办的，只要你进得去，出来几乎就是精英。
中国大学在90年代以前，多少有点这种性质，你一旦进去，出来就是所谓的国家干部。今天的大学，除了中国的党校，或者美国各军种的战争学院之外，已经没有这样能够保证进入精英阶层的大学了。
近代大学诞生在中世纪，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都出现过大学的雏形。西方以毕达哥拉斯所建立的毕达哥拉斯的学派为代表，在东方以跟他同时代的孔子和他的一大批学生组成的团体为代表。
在这两个团体中，师徒们不仅在一起读书，而且生活在一起，，这有点像今天剑桥和牛津的直属学院（Consitituent College），或者普林斯顿和耶鲁的寄宿学院（Residental College）。
毕达哥拉斯和孔子学术团体虽然没有被称为大学，不过都具有了大学的雏形，因为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就是按照孔子和毕达哥拉斯的方式传道授业的。这些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承袭了东西方早期学府的特点，就是培养精英。
精英的培养和工匠的培养是不同的。与今天大多数老师只单纯教授学生书本上的知识不同，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很多时候教授的是所谓的“大行之道”。
作为这两位贤者的学生，他们追随老师的目的也 显然不只是为了学习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成为“士”，也就是社会的精英。比如孔子的门徒子贡谋生靠做生意，但是他从孔子那里学到的是如何成为“士”的修养，从来没有向孔子讨教过生意经。
孔子有个弟子叫樊迟，开口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提出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园丁。于是樊迟就离开了。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因为在孔子看来，樊须没有成为精英的志向。
古希腊到了柏拉图时期，建立了雅典学园，学院里有很多学者开始教授各种课程，在这一点上，它和后来中世纪的大学已经非常相像了。在雅典学院里，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柏拉图本人和后来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便是如此。
在雅典学院里，老师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还和学生一起做研究，探讨问题，因此探求真理成为了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而学生求学主要是获取知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的功利心，那时没有文凭，也没有学位。从这些”大学“出来，并不能保证有铁饭碗。
因此，求学和谋生是分开的，求学要么是为了进入上层社会，要么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简单地找一份工作。在东方，齐国的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有点相似，它们都是不功利的。从稷下学宫出来的人，没有哪个君王会直接给你一份工作，因此到那里受教育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
再往后，这种非功利的高等教育在欧洲得到了延续，从中世纪的大学到后来的牛津、剑桥，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在中国，这种教育在很长的时间里中断了。
中国自隋唐以来，教育就逐渐和”进入“士绅阶层挂上了钩，读书完全是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对高等教育普遍的理解了，那种追求真理，或者使自己在精神上进入”士“这个阶层的教育其实几千年来并不存在。
根据我在写《文明之光》时对中国古代识字率的研究，发现这个比例特别低，远远低于日本和欧洲，恐怕原因和大家非常功利的读书目的有关——如果不能成为士绅，干脆不读书了。
今天很多认为上大学无用的人，评判有用和无用的标准其实比古人那种读书能否成为士绅的标准，并没有什么进步。
在欧洲，出现功利目的的高等教育其实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此之前，西方除了僧侣和贵族，其他人要么靠力气吃饭，要么靠手艺吃饭，即便是靠手艺吃饭，也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化，那时的工匠搞发明创造主要靠经验，而非科学，第一个真正靠科学理论指导发明的大发明家是瓦特，此前，教育和发明没有太大的关系。
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单靠力气和手艺，竞争不过操作机器的人了，而操作机器多少需要一些文化，因此平民教育在英国开始普及，由于开始的时候都是星期天上课，因此那些学校也被称为”星期天学校“。
在17、18世纪，英国政府开始兴办这样的学校，而美国一些州也兴办了类似的学校，这些学校很多成为了今天美国州立大学的前身。这样的教育就为工业革命培养了大量的有一定知识水平，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工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学校显然也不是培养精英的。
以功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非常有效，以至于任何国家在崛起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普鲁士、法国、美国、前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当然，美国和上述其它国家还是略有不同的，因为它依然保留了很多非功利的教育。
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不仅对社会有好处，在工业革命初期对平民脱贫致富也是最有效的。当社会上很多人仅仅能识字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时，一些接受了这样高等教育的人能够操纵甚至改进机器，管理一个车间甚至一个公司，社会地位会立即上升。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当别人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少数人接受了这样的高等教育后，最容易成为精英，因为各行各业都缺有专业知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上过大学的人比没有上大学的人优势大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点要清楚，这样的教育并没有教给人成为士绅的素养和能力。
等到工业革命一完成，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始普及之后，仅仅接受这样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就不足以成为社会精英了。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过多，而相应好的职位过少，因此，杀鸡用牛刀的情况必然出现。
这种情况，对公司，对国家未必时坏事，因此国家保留了这样的大学，而公司也需要，但是对于想成为精英的个人，这样的大学教育就远远不够用了。这也就是我说的， 大家想要的是橘子，而大学却是苹果树的原因。
对于工业化刚刚开始的中国而言，上大学和不上大学的差异很大。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完成的阶段，靠一个大学文凭早已不能改变命运了。
不过，在今天大学教育的基础上，自己有意识地作一些补充，使得自己能够获得成为精英必需的素质和技能，依然能够成为精英所必需的素养和技能，依然能够不断在社会阶层的台阶上晋级。
为什么要上大学，还要上好大学？
昨天谈到，今天中国大学里教的东西其实不足以让大家成为精英。我们要的是橘子，大学却是苹果树，那么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上好大学呢？
原因很简单，上大学不仅让人成为未来社会精英的可能性增加很多，退一步讲，即使不能成为精英，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也大很多。
我们先看看第一点，如何通过大学教育把自己往精英方向上培养。在《硅谷来信》中讲过底层人士进入中产阶级的捷径就是在大学里学好专业技能，而中产阶级想进入精英阶层，除了做到这一点，还要进行博雅教育。在《大学之路》中更详细地介绍了理由。
总之，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这个观点。除此之外，上大学很重要的目的是提高自己格局。格局不大，人就走不远。
一个曾经在中国股市上能呼风唤雨的散牛有一次拖人找我，让我帮他解惑。据他讲，在2000年的时候，他的钱比马云不知道多几百倍，到2005年雅虎投资阿里巴巴时，他的财富也比马云不知道多多少，可是今天他的财富只有马云的百分之一。
短短十几年，进不差出了万倍，他觉得自己也很用功，但不知道为什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很困惑。我问了一下他的情况，据他讲，他过去在股市上可谓翻云覆雨。当他讲到他每次怎么坐庄洗劫那些散户赚大钱时，总是眉飞色舞。
但是，听他讲完，我就发现了几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机遇和房地产高收益的机遇，他是完全踏空了。但凡在这上面做点什么事，都会有很好的收益。
其次，他辛辛苦苦低买高卖，一笔一笔地挣钱，就算百战百胜，也都是在做加法，钱积攒的速度1，2，3，4，5……，呈线性增加。
而马云呢，每年的业绩是成倍增长，是在做乘法，钱积攒的速度是1，2，4，8，16……，呈指数增加。
还有，他受的教育太少，只是初中毕业，后来又不喜欢读书。他为了给自己贴金搞了一个高学历，花钱请人替他到商学院骗了一个EMBA，但是自己不但没有学到东西，而且也没有去上学和大家交流，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讲，一坐到教室就犯困。
我和他讲，你这辈子就这个命了，因为有两个致命伤——格局太低，见识太浅。
你每个月辛辛苦苦做仓，一支股票赚个50%就卖掉，也不问问那家公司的业务到底有没有前途，遇到一两次股灾，就会把你洗劫一次，然后又回到原点重复，这是格局低，因为你的投资仅仅是为了那50%的红利。
至于见识浅，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中国大的机会在哪里，重仓了一大堆家电的股票，而家店这个行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低的。
他和我讲，之所以看重家电，是因为当初他靠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规定的出厂定价和市场实际售价之间的差异）捞到了第一桶金。我对他讲，这就是见识的问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学习到新知。
怎样增加自己的格局和见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大学。提高自己格局和见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生活。
哪里这样的人最多呢？大学里面。老师也好，同学也好，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相对比较优秀的人。为什么要争取上名校呢？不仅仅是硬件条件好，而且是因为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好。
在《硅谷来信》中讲过，如果想在二流大学达到一流大学的教育效果，据我和很多优秀人物，比如Google主管人工智能的总监诺威格博士讨论交流的结果，我们一致认为关键是在二流大学里自己找到，并融入一流人才的圈子。
其实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提高自己格局和见识的方法。如果连大学都不上，提升格局和见识一定是事倍功半，因此我很不建议大学生退学，因为不在自己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塑造自己，将来自己定型了就很难改变。
上大学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学习一种技能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有一个在未来社会上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能力，这对于底层人士晋升到中产阶级非常重要。
其二，通过掌握一种技能，证明自己有学习能力，能够获得成功，这样只要一个人走出校门后有上进心，就能学习新知，适应新环境。
世界上顶级的跨国公司，无论是IT行业的Google或者微软，还是咨询行业的麦肯锡、贝恩或者波士顿咨询，抑或投资界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校招员工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关心候选人所学的具体专业，但是非常在意他是否将这个专业学好了，同时是否是从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大学里走出来的。
为什么他们不太重视具体的专业，而要看候选人的学习能力呢？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哪怕读到博士，那点专业知识也不够吃一辈子，到了新单位都得重新训练。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成功掌握一门技能，恐怕将来再学起来会非常困难。
因此，说到技能教育，虽然很多大学设置某个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并且真心希望大家将来从事这个专业。但是，实际上大学生毕业后，很多人都不会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
因此，作为大学生，自己心里要长个心眼，学这个专业，特别是中国好大学中不太好的专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学好一件事，有这个能力和耐心而已。
我在清华当老师时发现一个现象，大部分学习不好的同学找的理由通常都是一个——不喜欢这个专业，于是开始混日子。而这里面绝大数人其实是任何专业都不会喜欢的，因此他们失去了一个锻炼自己能力最好的机会。
我在去年高考报志愿时，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能进名校的好专业，当然好，如果不能，一般专业也能接受，但是自己的目的要非常明确，也是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进这所大学，而不在意这个专业”。**明白这个道理后，学生就能判断哪些课程是学校硬塞给学生的，哪些课程是学校没有替你安排的，但自己必须去选。
上大学的第三个目的，其实是完成从草根到中产阶级，从平民到精英，从一个社会的消费者到一个贡献者的准备工作或者所必要的训练。
这里我所指的训练都不是课堂上的训练。我们讲通过教育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工业革命初期成立，今天也成立，但是今天教育的内容要广泛很多，远不像工业革命初期那样学会技能就够了。
教育不仅在于比别人多读几年书，或者出国镀一层金，或者多一个更高的学位，而是要通过大学阶段完成从不成熟的人，到能够在社会上成为有担当的人的角色转变。
如果对比上述三个目的和从毕达哥拉斯、孔子，到中世纪的大学，再到牛津、剑桥、耶鲁和普林斯顿今天的做法，就能看出它们都是将谋生手段和教育人本身分开的。
明白了上大学的必要性，就下来就需要了解今天完成大学教育和成为精英之间所欠缺的地方，补上这些欠缺，日后成为精英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了。
在大学，你需要补充自己哪五种训练？
前几天我们聊了上大学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今天按照要求上完大学，还不足以成为精英。因为大学的教育，和成为精英之间还有一些鸿沟，有志成为精英的人，需要补上这些鸿沟。如果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工作中补上它们也无妨。我把最重要的五点总结如下：
1. 看透钱
在前面讲过，虽然过去有那种非功利的、以培养精英为目的的大学，但是今天所剩不多，哈佛可以讲算是一个。在写《大学之路》一书时专门找了和哈佛各种相关的人，做了仔细的了解，今天分享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看透钱。
在哈佛看来，对于精英的标准不应该是挣钱多，而应该是影响力大。但是这个道理对于那些财务并不自由的大众来说，通常不认同。你对他们讲这个道理，他们就认为你和晋惠帝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一样可笑。
我和在美国的不少中国人谈哈佛对精英的这个基本定义，普遍的反映是“哈佛说得太假”，当然哈佛的人也觉得中国人太势利。在美国的中国人，温饱都不是问题，照说应该能做到把钱看得淡一点，其实不然。
总的来讲，中国人具有比较强的个人主义基因，而欧美人甚至印度人，反而是非常讲求团队合作的。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在美国大学的华裔教授下海捞钱的多，愿意为学校管理做贡献的少，以至于很多管理的职务最后都被印度人占据。
这些精英人士原本应该承担起为整个族裔提高地位的责任，但是对钱的执着让他们很多人走不到学术的金字塔顶尖，更不要说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了。
对钱的认知，美国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是它是物质的媒介，而不是物质本身。美国很多富豪为什么要捐钱？一个目的是通过捐钱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因为钱本身只是媒介。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喜欢守财，炫富，而不是善用钱财，这一点中国人相比同样有钱的犹太人差很远。
上哈佛的目的，是成为精英，不是学习赚钱的技能。作为精英，有钱了是要反哺社会的。中国过去的士绅都知道要给乡里修桥铺路，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哈佛也是一样，它的眼界不在于看不看钱，挣不挣钱，而在于能不能看透钱。
不少华裔学生从哈佛毕业，满足于做一个电脑工程师、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员，或者一个家庭医生，挣钱或许不少，但是从社会影响上讲，依然没有摆脱二等人的心态。美国不少私立名校从心里并不是很喜欢招华裔学生，因为那些人毕业了，对学校的声誉和利益没有太多的帮助。
从哈佛对学生的这一点点期望，不知道你是否体会了成为精英所要具备的责任。
2. 先学会服从、合作；学会当助手、当领导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了权力，并且具有领导力，或许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领导力并非天生的，需要后天训练。和权力不同的是，领导力无法移交，也并非一个官员或者富豪直接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孩子，孩子就能自然有了。
我接触了中国很多商二代（我没有用“富二代”这个词，因为他们不具有富二代那些坏毛病），坦率地讲，没有一个人的见识和格局能超过他们父辈。
领导力是一点点训练，一点点积累得到的。而最初的积累可以来自于大学生时代。在大学里，最初的班级领导常常是老师指派的，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很快会洗牌，一些真正有领导力的人会浮出水面。我纵观清华企业家协会的几百名会员，大多在大学阶段当过学生干部，也就是说，大学是他们的起点。
任何一个优秀的大学，都非常重视领导力的培养，而要成为好的领导，先要学会服从，这点在《硅谷来信》介绍西点军校时讲过。不仅西点军校要求新生学会服从，其实各个私立大学的兄弟会也是如此。
我们常常听说耶鲁的骷髅会，这个规模不小的兄弟会出了三位美国总统，以及很多政商要员。这些兄弟会对新会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服从。
为什么学会服从很重要呢？一个我行我素，不愿意服从的人，可能会成为杰出人才，但是通常难以具备领导力。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领导力是否是成为精英的必要条件？不是，但是它能帮助我们调动更多的资源，最终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光会服从肯定成为不了领导。在大学里要走的第二步是合作，从几个人一起做实验，到一支球队一起参加比赛，都是很好的合作训练。无论是服从，还是合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为了全体利益牺牲一点个人利益。
作为一个领导，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很多义务。他们其实要负责起的一个大组织的吃喝拉睡，并且保护下面的每一个人。因此，只想着自己的人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只会拍上级马屁的人，其实也很难有真正的领导力，因为领导力是带领很多人做事情的能力，而不是当的官大。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对奸臣和佞臣从来都不宽容？虽然从客观上讲，很多奸臣和佞臣做的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当奸臣和佞臣，整个组织就完蛋了。因此，中国古代的君主一定要强调春秋大义，以便精英阶层能维护整个组织，而不是个人利益。
从合作者到领导，中间通常要经过助手这个阶段。助手的作用，就是帮助领导成功。
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在大学里完成服从者、合作者和助手这些角色的训练，将来走向社会时，领导力提升得就快。
3. 认清边界，学会在边界里做事情
之前在好几封信中讲了认清边界，在边界力做事情的重要性。中文里有个词叫“愣头青”，讲的就是不知道边界的人。
通常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知识有限，经验不足，见识缺乏，做事情容易闯祸。但是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的好处是，闯祸了容易获得原谅。因此，在大家对一个人成熟的期望值还不是太高之前，最好赶快成熟期俩，不要在大学毕业后还经常做越界的事情。
在边界里做事情还有三个地方需要训练，并养成习惯。
第一是防御性思维，也就是说，自己虽然在边界里做事情了，但别人可能会越界因此要有所防范。没有经验的人，会天真地以为只要规定确定了，所有的人都会遵守，如果是这样，世界上就不会有太多车祸发生了。
第二是围棋思维，未谋胜，先虑败，只有立于不败之地，才容易取胜，而且在遇到挫折时，才能翻盘。 Google 从前任CEO施密特到现任CEO佩奇，都非常强调现金储备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这是Google在竞争中能立于不败的根本。
Google在未上市之前常常向员工公开财务数据，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密特每次都会告诉我们公司的现金储备。今天，Google公司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当然相比苹果2600多亿美元的储备并不算多。这些公司的抗衰退能力是极强的。
第三是计算机思维中的缓存（Buffering），具体地讲就是凡事留有余地，凡事不能太较真。
4. 把自己培养成健全的人，要谈恋爱，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要了解别人的心思，要和一些师长成为朋友。
在《硅谷来信》中讲过两次，大学生应该谈一次恋爱，因为了解异性是成为心智健全的人的必经之路。在美国有很多嘲笑修女的笑话，总的主题都是一个，既她们不食人间烟火，像这样不了解社会，不了解生活的人当然你不能日后成为社会精英了。
树立信仰
先简单地讲，人必须有信仰，至于是什么信仰反而相对不重要。有宗教信仰也好，，对什么主义信仰也罢，甚至仅仅是对金钱的信仰也行。
为什么必须有信仰呢？因为大家很少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精英。没有信仰，做事情就没有目标，遇到困难就容易打退堂鼓。有了信仰，不仅做事情能理直气壮，百折不饶，就是和别人讲道理也能底气十足。
当然，在中国复制一所哈佛这样的大学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任何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如果能补足上面五点，就向精英迈进了一步。如果仅仅把哈佛当作专业化很强的学院来上，纵然进去了，也是浪费难得的机会，甚至不如直接上卡耐基－梅隆这样的大学实在。
来信补充 ｜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本周谈了很多大学教育的问题，所以本周的来信补充，打算跟你聊聊高等教育的目的。
12世纪时，巴黎已经有了一些教会资助的学校，据当时著名的修士“巴黎的马修”（Matthew of Paris）记载，这些学校最早可以追溯到1150年。大约在1170年，在这些早期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巴黎大学正式成立。早起的巴黎大学和教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巴黎圣母院的一部分，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的巴黎大学有点像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行会，独立管理，教授向学生教授艺术、医学、法律和神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有意思的是，近代很多大学（包括哈佛和耶鲁）在诞生之初，设置的学科专业次序也常常是神学、医学和法学。
巴黎大学的博士在开会（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的手卷《御咏》）
公元12世纪时，巴黎大学可能是西方最好的大学，很多英国人穿过英吉利海峡到那里去读书。但是，到了1167年，英法关系开始恶化，巴黎开始驱赶英国人，巴黎大学也把很多英国学者和学生赶回了英国。
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二世，他针锋相对地下令禁止英国学生到巴黎上学，于是这些学者和学生都跑到了伦敦校外的一个小城牛津继续办学。牛津地区早就有学校，但那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正是这批从巴黎大学返回的教授和学生的到来，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的第一栋校舍（兼作为教学楼）是在这些人来到牛津之后租的，这些校舍慢慢演变成后来大学里的各个直属学院（Constituent College）。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直属学院不同于我们理解的工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等专业学院，它们其实是由学生和部分教授组成的学习与生活的大社区。
今天的牛津虽然被认为是大学城，但是这里原先是个小城镇，大学是后来才有的，前面提到大学是不受当地人管辖的，因此大学里人和当地人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不知是什么原因，牛津大学的年轻学生们爱打架，结果喝当地人产生了冲突，1209年，大学被解散了。一些教授和学生还想继续教书和求学，只好再找地方继续办学。
于是，他们就在伦敦郊区的另一头找到一块当时还很荒凉的土地，居住下来继续办学，这就是今天的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得名于旁边的剑河，但是并没有一座桥叫做剑桥。
美丽的剑河（River Cam）是剑桥的象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剑河被当地人称作River Granta和River Cam，指的其实是同一条河流，前者特指剑桥市至格兰切斯特庄园（Grantchester）一段，即河的上游，这段河流曲折，岸边风景自然淳朴；后者为河的下游，河面较为宽阔，水流平缓，岸边尽是剑桥大学校园的华丽建筑，即后园景观（The College Backs）。
几年后的1214年，经过教皇代表的调停，一部分学校又搬回到牛津，从此世界上有了两所超级学府：牛津与剑桥。
由于牛津河剑桥同根同源，它们有着非常相似的传统和办学精神，可以说是亲兄弟，因此英国著名作家、《名利藏》的作者萨克雷又把它们一起称为牛桥（Oxbridge）。
无论是早期的博格尼亚大学，还是后来居上的巴黎大学，或者是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除了拥有前面所介绍的“学术特权”外，它们还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与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直到1871年牛津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信奉英国国教（Anglican）。而美国最早的几所大学，比如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当时称为王子学院Prince College），都有着教会学校的性质。
这些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和教授都住在一起。当然，它们还具备另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精英教育，而且学生除了教士之外，就是那些真正想学习的人。
而中国的大学在起步的时候，官办的味道就已经很浓了，并不具备上述特点。中世纪大学教育内容包括神学以及今天所说的各种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当时统称为哲学或者文理），但是不管学的是什么，都不可能马上把所学变成谋生的手段，也不可能立刻提高社会地位，因此那时的学生，没有太强的功利心。
那些学习神学的人，大多是自愿献身准备担任神职的，他们学习的内容除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还包括宗教音乐、诗歌修辞。哈佛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爱纠正大家对它关于“哈佛早期是神学院”的描述时说，“哈佛不是为了培养教士，而是为了让未来的教士们有知识而创办的”。
这样的描述并没有否认哈佛早期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教士，其说法与外界的印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不仅教《圣经》，还给学生传授自然和人文的知识。
事实上，很多神父和主教当时都是饱学之士，比如达尔文所学的专业就是神学，只是他没有去当神父而已。不过，即使是在中世纪，大部分人也不愿意一辈子都献身给基督，因此他们学习的更多的是和神学无关的科目，包括拉丁文修辞学、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法学和医学，等等。
如此，大学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有识之士，而不是教授谋生手段。按照牛津大主教约翰·纽曼的话讲，大学教育应该远离今后的职业和谋生的技能，而传授神和自然的大道。
作为社会的精英，当时的大学生们不仅需要有学问，有教养，而且需要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并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同时他们需要具备管理社会和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本领。
因此，过去的大学大多实行通才教育，尤其对文科（Liberal Arts）极为看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比如，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要求所有的学生，不论今后选什么专业，都要上一系列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不仅如此，大学还强调所谓的德育，即让学生养成遵守必要的行为规范的习惯。
在中世纪时德育教育体现为对上帝的虔诚，如今则体现为个人内在的修养，这有点像中国儒家宣扬的修身养性。过去欧洲的教育家们认为，如果将科学的教育与道德的教育分家，会导致“邪恶”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物理学家反对搞核武器，与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因此，大学对学生们的要求就远不止是考试的成绩，因此这些分数并不能直接帮助社会精英们解决上述问题。
更进一步地讲，学生们要学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知识来改变社会。
用纽曼的话讲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不仅是永恒的真理，而且是实践和实用。”
欧美大学的这种传统和价值观，一直延续至今。在这样的办学原则指导下，它们就不会只按照分数来招生，自然也就将很多成绩好的学生（尤其是亚裔学生）拒之门外了。当然，美国（私立）大学的招生确实有很大的随机性，而且也不是很公平，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早期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取名誉或赚大钱，关于这一点，如今在一些大学里还留有当时的痕迹。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一些为人父母者所写的介绍升学经验和子女教育的书，便会发现讲述孩子们如何考上哈佛的书，远比讲述孩子们在哈佛学到了什么或者毕业以后做了什么的书多得多。
不仅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不例外。在中外父母们眼中，孩子能够考上哈佛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毕竟全世界一年不过一千多人能上哈佛，这样的书当然值得写，也值得看，因此很有市场。
但是，等到这些孩子从哈佛毕业时，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父母都很少介绍毕业后做了什么，尽管当初读了他们升学经验的读者们非常关心（或者说好奇）这件事。这倒并非哈佛没有把这些好学生教育好，而是接受哈佛教育的结果和一般为了功利而上大学的人的想象完全不同。
一位哈佛学生的家长在参加完孩子的毕业典礼后和我讲，哈佛毕业生去的地方真是五花八门，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什么赚大钱的地方。很多人会到非常落后的地方去帮助穷人，或者参军，或者去考古研究历史，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服务于社会，这些在宣扬成功学的家长看来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
在所有这些介绍升学经验的哈佛家长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是畅销书《虎妈战歌》的作者、美国的“虎妈”蔡美儿了，她成功地将女儿索非亚送进了哈佛，但是当女儿毕业后决定参军，她一开始的反应是惊呆了。虽然后来蔡美儿表示支持女儿服务社会的想法，但是女儿的决定可能有悖她的初衷，或许她在想“早知如此，不如让女儿小时候快乐些”。不过我倒是觉得索菲亚得到了哈佛的真传，这四年没有白读。
哈佛早期实际上是一个半教会性质的学校（耶鲁也是），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是要传教的，这在当时是服务于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每个毕业生都必须能读懂拉丁文的《圣经》。
今天，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还要读一段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其实是保留了这个传统。虽然今天不再需要传教了，但是大学毕业生服务社会的精髓仍保留至今。
大学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获得良知。从中世纪末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良知”这个词从此与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关联在一起。社会责任感让他们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儿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换取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社会。
欧美的一些科技精英，他们在帮助政府作决策时，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良知作出判断的，而并非根据政客们和民众的意愿，这要感谢他们所接受的大学教育。
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2014年，斯坦福大学让每一个申请者回到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表述自己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在间接考察一个申请者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
在这些名校看来，如果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社会责任感方面能够体现出比他人更强的地方，那么可以相信当他走出大学后，会比那些单纯成绩好的人更容易成为社会精英（当然也更有可能回馈母校）。
这便是今天美国各个名牌大学精英教育的本质。在很长的时间里，办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精英，这是欧洲著名大学都有的共识，当然，这些精英不同于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成功人士或政要们，而是带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各种人。
答读者问10 ｜ 为什么要学会服从？
Q1：今天的内容“学会服从与合作”与当下的某些观点，“特立独行且正确”，能否同时做到呢？
Q2：文中吴军老师提到：为什么学会服从很重要呢？好像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没有直接阐明服从跟领导力的直接关联。再者，如果行的话，不知道吴军老师可不可以明确地定义“领导力”呢？
A：上面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其本质是为什么要学会服从。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动物，也就是说离开了其他人我们无法生存，和其他人合作不好，我们无法发展。为了在一个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需要和别人配合，这就要求人懂得遵守指令（Follw instruction）的道理，并且能够这么做。
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一直伴随着Follow instruction这样一个原则。小时候家长教你做加法，2 + 3= 5 ，扳着手指头数，你跟着学，就是Follow instruction；稍微大一点，老师就给你解释四则运算的法则，先做乘除，再做加减，大家跟着学会了，同样是Follow instruction。
如果谁不这样做，一定要先做加减，再做乘除，当然结果是错的。虽然这个人可以说，我特立独行，凭什么要规定先乘除，后做加减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反过来呢？确实能反过来，只是翻过来在数学上不方便，这个道理代数学得比较好的人会有体会。但更重要的是，一旦先做乘除，再做加减被确立下来，成为了所有人彼此沟通的约定俗成，拧着来救无法和别人沟通合作了。
再往后，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得了病毒感冒，医生会说要多喝水，注意休息，这就是一个指令。有些人会遵守遗嘱，这样不出意外通常一周就会自然康复了。但是如果一定要拧着来，不喝水，不休息，熬夜打游戏（有些小孩确实如此），可能病毒感冒好不了，还会引起细菌感染和呼吸道疾病。
因此，能否Follow instruction是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
在生活中，你从宜家买回一个家具，打开纸箱后，会按照安装说明书一步步地安装，不用多少时间，一个新家具就安装好了，这就是Follow instruction。如果你安装了一半有事离开了，委托你的朋友帮你安装完，他看了说明书，Follow instruction，可能能做得一样好。当然，是否有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安装，我不知道，或许有，但是效果不会好。
到了社会上，尤其是在工作上，大家做事情要配合，这就如同一起安装一个宜家的家具。因此，按照指令干事很重要。如果有一个人不Follow instruction，会是什么结果呢？他就如同你所委托的接替你安装宜家家具的朋友，自己按照想象胡乱安装一气，你回来之后，发现好好的家具安装成了一堆垃圾。你的反应是什么？或许你比较大度，不计较、认倒霉，重新买一套。但是你下次恐怕不回再请他替你做事情了。在工作中，这样的人不要说当领导了，在职场生存都是麻烦事。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按照数学书上的步骤算题，按照医嘱养病，按照说明书装家具。
但是，我们并没有习惯于接受来自他人的指令，甚至有些抵触，即便对方是我们的领导。比如在计算机软件开发过程中，大家必须按照同样的风格和习惯写软件，如果不这样做，各自按照自己的习惯工作，做出来的软件是否依然能运行呢？或许可以，但是产生Bug的可能性会大很多，而且如果一个人离职了，其他人几乎无法接替他的工作。
因此，在Google，写代码的规范是有严格规定的，那种规定近乎苛刻，不仅要求给变量起名字要有特定的格式，单元测试要覆盖100%的代码，程序的注释要占到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就连多一个空格都不允许。任何不符合这样不近人情的规矩的代码，是不能提交的。
因此，所有新入职的工程师和研究员，无论原来多么牛，到Google后第一个月基本上就在练习写符合Google规范的代码，说穿了，就是在学习服从。不经过这一步，不论水平多高，永远不用指望提升，甚至会混不下去。
上面这些事情我们能否经过自己的琢磨就想清楚呢？可以的，但是太费时间。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我们从心里并不愿意服从，这个习惯如果到工作中才开始培养，实际上是浪费我们职业晋升的机会。根据统计，一个人在组织中职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始几年上升的曲线。
在美国的IT公司，一个博士毕业生通常一生只有两次提升，即从中级工程师提升到高级工程师，再到资深工程师。在腾讯和微软，把每一级分成了两到三级，但总的来说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的天花板。
不过有的人，可以做到总工程师和杰出工程师，后者相当于副总裁。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副总在，应该来讲还是很成功的，但这些人非常少。这些人通常会比同伴以快得多的速度完成前两次提升。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不能浪费时间在公司里学习服从和与同事配合，这两件事情必须在大学里完成。
服从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它意味着为了大局，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的人在一个组织中才受欢迎。不能为大局放弃自己想法的人，是无法当好领导的，因此要领导别人，先要学会服从。有些人一听到“服从”两个字就反感，其实大没有必要，只要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不要把“自我”两个字写得太大，就不会觉得服从了别人是件没面子的事情。一些人反感服从，却被骗子忽悠着盲从，比如当初买乐视股票的人都是如此，这种人难道是多了一分自由意志么？
理解了我们和社会的关系，就容易理解服从。
关于什么是领导力，我替你请来隔壁的宁向东老师回答：
领导力，就是存在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施加影响的一种关系。之所以人要形成组织，就是因为个人无法形成某种愿景，所以需要一群人形成有些协作的组织，而这群人，必须要有一个领导者去引领。领导者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岗位所赋予他的权力，还来自于超越岗位权力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超越岗位的权力，指的是专家权力和参照权力，也就是俗称的魅力。
领导力，就是体现在你是否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以及你是否拥有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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