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米歇尔·福柯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的一个课题，此概念首见于《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以及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然而，生命政治并非福柯首创，最早由瑞典政治学家克吉伦使用，他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也和人一样拥有者生命形式。随后，在18世纪中期，生命政治一词成为国家治理的艺术，是一种维护人口生命安全和幸福的政治技术，因此，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地探索合理有效的治理技术，使国家不断获得一种更好的状态。
人口是生命政治的核心，国家治理所要面对的不再是客观的、被动的事物，而是一群生物学 意义上是生命。由此，国家治理由整体转向对国民生活的治理。然而，这意味着，生命需要被政治估算，人们在拥有各种力图培育、巩固、改善、保护生命的技术同时，为了消除威胁，也造成了各种监禁、隔离、驱逐和杀戮的实践——换言之，一部分人的生命政治恰恰成为一部分人的死亡政治，这就是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演讲中最初的界定：“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但是，在福柯这里，重要的不是消除威胁，而是保障自己种族的生命，因此法律和制度的目的就不再是惩罚或处死，而是如何让个体活下来，即“让人活”。
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将生命政治分为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三种治理机制：古代机制同时包含允许和禁止，并以惩罚作为衔接；现代机制由监视和矫正的法律构成；安全机制不再针对每一个个体，而是预防以及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在安全机制中，福柯以人的总体目标——人口为基点。这种新的技术就要求研究生命的整体过程：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并由此引出公共卫生、卫生防疫、死亡率、出生率等相关性概念。在福柯看来，安全机制的特征是：（1）安全机制是一种放任型的治理，并不在乎每一个个体，而是通过一些调节性杠杆对总体的量发生作用。人口数据如果能围绕在一定的平均值范围内，就能实现稳定，当脱离平均常数时，应当予以补偿；（2）安全机制考虑的不是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管制，它直接作用于整体本身，例如它关注整体人口安全，对于犯罪问题，它不会强调如何惩罚每一个犯罪者，而是强调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守法公民。（3）安全机制在于通过政治的介入，对现状问题、境况作出转换，它更多的是提供外在条件，例如饥荒时，它更强调如何让粮食的供给关系变得正常，而不是打击囤积抬高价格的商人。
据此特征，我们很容易辨明，这类似于20世纪末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这是一种看似放任自由，但实际上从更高的层面完成了对社会治理的形态。然而，生命政治的“控制”，在福柯那里仍旧存在问题：生命政治只关心生命，它只区别生与死，而不处理生、更高层次的生的问题。因此，个人对于生命数量而言，不值一提，在生命政治视域中，蹲监狱与遵纪守法的个体无甚区别。因此，福柯随后便转向“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探索，然而福柯对生命政治引起政治哲学界的种种回应。
阿甘本（Agamben）在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消极意义上重构了“生命政治”。在《神圣人》（Homo Sacer）中，阿甘本认为自然生命已经被纳入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他从词源学上发现，生命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有两层含义，一个是zoe，它表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活着”，它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另一个是bios，他不单纯是活着的事实，更重要是代表着一定善的生活方式。这两个词的关系构成了当今社会生命政治的实质。bios是可以被剥夺的，城邦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流放公民，他有着“活着”的权利，但是一旦踏入城邦，则可以被任意杀死，他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神圣人（Homo sacer），或曰赤裸生命（naked life）。神圣的存在，同时也是被诅咒的存在。
但到了当代，阿甘本认为国家治理的对象不再是bios，而直接是zoe。如今，我们虽然生活在一定公民权利之下，这种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但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无界限，到了它的极限，便会失效。这种状况就是例外状态。阿甘本借此发挥，因为例外状态的到来，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保护被悬置，我们丧失了bios成为单纯的zoe，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并等待着不知名的主权者裁决。国家越是建构法律体系，却越发体现出法律的无能，越显现出“例外状态”，我们也将永恒堕落为赤裸生命，福柯的预感似乎已经成为现实。
然而，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Esposito）却较为乐观地化解了阿甘本的bios转化为zoe的困境。他认为，被剥夺bios的赤裸生命在例外状态下，会进入另一种正常状态，只要有主权者裁决，就会形成例外状态下的一种新的规则，尽管它不稳定、甚至不合理。必须承认，奥斯维辛中并不是没有规则的，每一个营员以集中营的规则行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bios。因此，当代政治问题并非bios还原为zoe的问题，而毋宁说是免疫体（immunitas）与共同体（communitas）的关系问题。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共同体必然存在原初残缺的特性，而任何共同体之中必然存在着免疫体。这就是说，当共同体或其 规则发生某种转变时，总有有些人能够进行免疫，并且得到某种“豁免”，并将自己与一般人区别开来。换言之，不论任何风险，总有些人能够跳出它。这种免疫体的存在是因为整个社会本身就具有免疫机制，从而确保共同体的安全。
如此看来，从福柯发端、到了阿甘本的否定修正，最后到埃斯波西托的弥合，恰恰构成了一个丰满的当代政治哲学图景，他们的论述显示出bios与zoe的内在张力，而二者之间实际上可以共同为政治所重视，他们完全可以在政治视域中毫无抵牾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既能够追逐自己的生命权力，同时可以将之让渡给国家作为统治治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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