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不接受城市
凡写乡村，都很美好；凡写城市，都很糟糕
在主流范围内，鲁迅开辟新文学方向，茅盾是左翼文学大师，郭沫若是国家领导人，巴金、曹禺和老舍也都从不同角度相信革命。这都是主流。
但是沈从文是一个非主流的作家。
沈从文和老舍一样，不是汉族。他和大部分现代作家经历也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好好读书。他出生于军人家庭，现在看来，湘西军人也不是正规军，是地方武装，有点半军半匪的情况。
沈很年轻就在军队里，见过一般人没有讲过的很多事情。比较一下二十岁的鲁迅、郁达夫和沈从文，其实沈读书少得多，但见识过的事情却很多。所以沈后来的小说就写这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刽子手杀人后到庙里忏悔，女人自杀后尸体被痴恋者挖出来同睡，农民如何心甘情愿送老婆去卖身赚钱等等。
但是，他做了几年军队的副官后，就离开军队，要去“从文”。
沈刚北漂时，很惨，很穷，最早写作也没人发表。郁达夫曾经去看他，送了他围巾。后来进入文坛，有一段时间和胡也频是好朋友，还劝胡也频追丁玲。他们三个在上海曾经一起“同居”，沈把这个经历讲得很神秘，其实是住楼上楼下的关系。
胡和丁结婚后，也有三角关系，但不是沈，丁的心中是冯雪峰。沈从文晚年老怀念，丁玲因为政治偏见，不大领情。
沈的婚姻也是引人注目，张兆和当时是他学生，沈从文死追，胡适还帮了忙。张兆和后来陪沈从文度过几十年艰辛苦难的生活。张家四姐妹在民国是名门，四姐妹在民国是名门，四姐妹也都嫁给名人。
在那时文坛上，沈从文显得很特别。第一，当时大部分作家都是海外留学回来教书。沈从文虽然后来也教书，但没有文凭，没读过大学，更没留过洋。因为胡适这一派欣赏他，才介绍沈到青岛和北京教书。
但在大学里，沈是有些自卑的，也可能是被胡适的。沈的小说，基本两个类型，一部分写乡村，一部分写城市。凡写乡村，都很美好；凡写城市，都很糟糕。他写的《八骏图》，写城里的知识分子，都是讽刺的。
在《边城》里，作家直接说，我们乡村的妓女比城里的太太要搞鬼。为什么贬低城市、抬高乡村？一种解释，沈热爱乡村，一辈子不接受城市。第二种解释，他在城市里不开心，所以一直歌颂乡村。其实，他歌颂乡村的小说，也不是给农民看的，是给城里人看的。
很多作家想不出来的故事，他都是真的见到的
沈从文和老舍一样，不是一举成名。他早期写了很多很怪的故事。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三个男人，两个当兵，一个是豆腐店年轻老板，都看上了一家大户人家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非常漂亮，可突然吞金自杀了。三个男人都非常伤心。结果，年轻的豆腐店老板失踪了，后来才发现，他把那个女子的尸体从坟里挖出来，放在一个山洞里，周围放了很多鲜花，他就睡在尸体旁边。
按说，这是非常恐怖、变态的情节，但沈从文把它写成一个浪漫故事，这是沈从文早期的小说。
《丈夫》：屈辱比优胜的感觉深刻得多
“反动”，就是反潮流而动
1948年3月，郭沫若写《斥反动文艺》，将沈明确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一年后，这篇文章被抄成大字报，贴在沈从文任教的北大。沈为此事两次轻生，差点死掉。所以，沈和“反动文艺”这个标签的确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的文学是“反动”，有意识地“反”时代发展主流而“动”。
五四的主流意识形态，受进化论影响，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批评中国，用城市的文明标准改造乡村。因此，五四以后的文学主流，就有新与旧、城与乡、西与中三种假定关系。
简单说，就是相信：新的比旧的好，城里比乡村好，西方文化比传统文化好，因为西方是科学、民主、进步。中国虽然强调国学，强调民族主义，但整体趋势是走向全球化。这是主流意识形态。
从鲁迅开始，大部分作家，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都走的是这条路。但沈偏偏有点反主旋律，他觉得乡村比城市好，西方的东西不一定比古老的乡土中国好，他还认为旧的比新的好。
而且从沈开始，地域文化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收到重视。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沈从文这样，由于一个人的创作，改变了一个地方整体的文化形象。
严肃文学中的屈辱感
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执著于描写屈辱感，比如《丈夫》。
写的是一个男人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卖淫，而且她从事性工作是他知道、同意的，家里还靠她赚钱。这是当地的一个乡俗，乡下人穷，女人结婚后没生小孩，先送到城里来做几年妓女，赚点钱，丈夫在乡下靠她养猪种地，偶尔来探亲。这个人是不是最没资格叫“丈夫”？
小说的角度既不是写这女人，也不是写嫖客，而是写这女人的丈夫，他怎么知道、怎么忍受、怎么看待这件事。总而言之，怎么难过怎么写，因为在整个关系中，最难过的就是他。
为什么我们喜欢写男人的屈辱感多于写胜利感？可能是因为“民族-国家”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对屈辱的记忆，比对优胜的感觉要深刻得多，在我们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屈辱远多于胜利。但又不单是民族屈辱感的问题，还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问题。屈辱感是一个比较文学性、要探讨人性更深一层的东西。
《边城》：这么多好人合作做了一件坏事
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任务
看《边城》，一定要看它的题记。沈从文在题记里写得很清楚，这小说不是写给农民看的，不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也不是写给评论家看的，是写给没有进到体制的、没有读大学的、但又关心中文文化命运的人看的。
因为沈觉得，当时大学里的人都被左派思想感染了，都相信革命，而农民又没有能力来关心这些。所以，《边城》的理想读者，就是关心主流文化、又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也就是观察社会主潮但又反主潮而动的人。
沈为什么要批判都市文化，歌颂湘西文化？第一，他对乡村充满感情。第二，他讨厌城市。不仅是城乡的问题，他也不那么简单地接受进化论和所谓革命进步之类的观点，所以他所描写、所留恋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乡土的东西。
中国“乡土文学”大致分三种。第一种是鲁迅这一类，从乡村到城市，又回到乡村，既留恋又批判乡镇农村。乡村是破旧的，但童年记忆是美好的。最典型的就是《故乡》。
第二种是沈从文这一类，以乡村为对照批判城市，城市很糟糕，乡村才是美好的，比如《丈夫》和《边城》。
第三种其实是一种“本土文学”，不只是指农村，还包含着一种“本土”的概念。当“乡土文学”变成了“本土”概念，内涵就更复杂了：“乡土”不仅相对城市，不仅代表地域，还寄托族群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包涵“民族-国家”寓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以乡土为主流。或者说，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沈从文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沈从文不是农村的谢冰心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有一个政府出钱的摆渡船，一个老头负责撑船。他女儿当初为了爱情出走，后来死了，把外孙女留在他身边。外孙女是老头的宝贝，长得很漂亮。这地方最有势力的船总，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又是一个绅士武装力量的头头。他有两个儿子，大佬叫天保，二佬叫傩送。两个男人都喜欢这个女孩，怎么办呢？他们就商定唱歌。两个富二代喜欢一个穷女子，但小说里竟没有什么坏人坏心，整个小说里都是很美好的人与事。
小说出现了三层结构性的矛盾关系。
第一层矛盾关系，是义与利。
边城这个地方，和今天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见义让利。坐渡船，那老头说，不要给钱。而在这个小小的边城，不管读书也好，不读书也好，大家都不要钱。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也是边城最美好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归根到底又是讲钱的。男主人公讲婚嫁的时候，旁人告诉他：如果娶了翠翠，得到的是一个船；如果娶另一个女人，就会有一个碾坊，是稳定赚钱的。对于这个男人，虽然自家是有钱的，但也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选择：找一个穷女人还是找一个富女人。这个选择，无情解构了前面的“见义让利”。
第二层矛盾关系，是家庭亲情和男女爱情。
小说里设计了一个绝大绝难的选择。两兄弟喜欢了同一个女人，这个问题上，恰恰是西方道德和东方道德冲突得最厉害的。
按照中国传统道德，女人没那么重要，不值得伤了兄弟的感情，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服。但是，按西方人文主义的观念，爱情是最高的，比兄弟姐妹、比父母的感情都要高。
按西方价值观来说，家庭指的是夫妻和小孩，这才是最直接的。中国人传统的家，首先是父母长辈，一定是和父母的关系更重要。两个人相好，父母反对，就没办法了。现代西方人不是这样，真爱是必须要争的，千万不能让，也不能听任对方挑，因为如果你放弃了爱情，既对不起自己，自己，也对不起爱人。
在这个地方，小说里展开了一个无解的矛盾。亲情与爱情的冲突，造成了小说的核心矛盾。
第三层矛盾关系，整个《边城》没有一个坏人，却讲了一件坏透了的事。
船总顺顺虽然有钱，但人很好，大佬、二佬也是很好的年轻人。整个《边城》里找不到坏人。可事情其实坏透了。老头死了，外孙女嫁不出去了；追求她的两个男人，一个死了，一个走了；他们的父亲也不开心，嘴里说不出，心里可能在责怪翠翠给两个儿子带来的命运。
这件感情的纠纷，导致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都不快乐。这就是“众多好人合起来做了一件坏事”。
《边城》好就好在：这么多好人合作做了一件坏事。悲剧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兄弟相争？老人过于关心？翠翠无法表达？人与人缺乏沟通？各种原因都有。老人是为外孙女好，他以为她喜欢大佬。女孩呢？喜欢二佬。因为亏欠了她母亲，老人对外孙女特别好，使得她觉得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但她又不能和爷爷沟通，又使得顺顺那边产生矛盾。整个小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悲惨故事。
如果“左联”作家来写的话，《边城》可能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重要作品，但沈从文没写。沈从文的小说表面上非常温馨美丽，但要是真的当作田园牧歌来读，就太简单了，太一厢情愿了。沈从文不是农村的谢冰心。
因为他没写阶级斗争，所以当时的左翼作家说他“反动”。“反动”这个词，在特定语境下是负面的。如果完全中性地来看字面意思，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一般说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讲革命，沈从文不革命，他是错的。但一个地方的历史潮流，不见得就是世界的潮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联”是非常好的，强调革命。但是，对于像沈从文这样的“反动作家”，要公平地来看：他也不是完全反对阶级斗争，只是描写人与人矛盾冲突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据香港《亚洲周刊》于1999年6月公布之“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经十四名来自海峡两岸、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北美的作家学者评选，鲁迅以小说集《呐喊》名列第一，沈从文《边城》第二。若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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