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冻住的什刹海边，总有拿着便携收音机听京剧的老票友，也有比我大不了多少还依旧懵懂的小戏迷在吊嗓子，那悠扬的唱腔就沿着河岸蔓延开来；伏天的老四合院里，参天的大树分割着瓦蓝天空，树荫下的人一板一眼的练功。
我已经不记得接触京剧的年岁了，脑海中却一直有一个清晰的画面。父亲总将电视调至戏曲频道，跟着画中人哼唱道“玉堂春跪在着都察院……大——人——哪————”，或是指着正在绕腕花的演员说这是小旦，她旁边的是小生。彼时年幼无知的我自然不会懂得青衣与花旦性格上的差异，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演员脸上各色的脸谱。即便是脸谱，父亲也能说个子丑寅卯，他说粉彩要比油彩好，你看同光十三绝里的青衣泰斗陈德霖那樱桃小口一点红多精神……每次说到京剧父亲便会说上好久，从陈德霖讲到梅巧龄再说到梅兰芳，我听得腻烦，不顾父亲的滔滔不绝，直吵着要看动画片，父亲叹口气说也罢，我也是成年之后才懂得京剧的美……
直到十几岁时又一次跟着父亲去长安大戏院看戏。父亲指着戏单说今天的好角是程派青衣张火丁，大轴是她的《锁麟囊》。火丁甫一上场，一个引子便是满堂好。唱到高潮处，观众们就更忘形了，听到伤心处，热泪便淌了下来，似乎这天地间只有火丁和他了。想起一句话：台上的是疯子，台下的是傻子。可是他们傻得开心，倘若没了这份傻，日子应该也少了很多乐趣罢。那天的父亲是忘形的，是多话的，深夜了絮絮叨叨的给我讲着他最喜欢的程派。那天的我也是第一次喜欢上这咿咿呀呀的京戏，在父亲的指点下竟也摸着了些门道。这高亢激昂的西皮流水号向西北汉子身上的气息，刚健浑厚。哀婉凄恻的二黄慢板好似吴侬软语的尾音儿，水气氤氲。那天周围的观众也是痴狂的，旁边座位的老先生更是连连感叹程派不愁没有传人了。就是这样，京剧的一生一腔一招一式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走到哪里都能哼上句“怕流水年华春去渺，一样心情别样娇…”
二十岁那年我选择去千里之外的法国当交换生，走得太远的代价就是寂寞。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无法理解我电脑里放的《汾河湾》，也不知道什么是“对儿戏”，谁是言菊朋。直到我的新邻居搬来，是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太太，她操着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身段也保持得很好。有一个下午我在听戏时听有人敲门，我一开门看到老太太，她说还是咱京剧好听。我问她您是票友么，老太太一笑，说，我公公是给某先生唱武生的。我一愣，嗬，我这是跟异乡碰上老戏骨了。这样一来，我就饱了耳福了，也弥补了以前在家时没仔细听父亲讲京剧的巨大遗憾。老太太有空就给我讲以前看戏的故事，有时还会唱上两句，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张嘴，还是那样清亮，那身段，还是那样婀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太太给我讲的杨宝忠的故事。那年他们在吉祥寺院演《法门寺》，杨宝忠嗓音失润，全剧演得平淡，而观众没一个喝倒彩的，都报以热烈掌声。等1984年杨乃彭来北京演《击鼓骂曹》时，许多观众知道他这戏是杨宝忠亲口传授的，一开场就举着录音机。当剧中演到弥衡将鼓槌举起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了……那段时日我每天都听老太太讲上一两个老演员，从二十一岁才下海的奚啸伯到一代优伶言慧珠再到花脸祖师爷金少山，一天不听我这耳朵就痒痒。我也慢慢了解到《四郎探母》中的旦角除了铁镜公主，下来便是萧太后，再下来是四夫人，再下来才是八姐、九妹。
可惜半年过后，老太太要回国教小孙子唱戏去了，她送给我了一些老磁带当纪念。那些民国时期录制的磁带多少有些杂音，不太好的音效却让我颇有前世今生的感慨。分别时我对她说：“谢谢您让我与京剧如此无间，让我如此诗意而乡土的生活。”在我看来，听戏是要带着乡情的，任何一种一时的根都是深深扎在它所产生的那片土地里，正是这土地上的生活给予了它最最独特的文化基因。京剧孕育于中华大地，因而它身上融合了各地炎黄子孙最鲜明的性情。这四击头一亮相，尽显咱中国人的精气神。
我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左眼角时常出现一个幻境，在尚未河开的季节里，胡同口一个穿着长衫的北京爷们，旁若无人的唱着《空城计》，字清腔纯。而远方也传来节奏感颇强的鼓点声。至于此时的我，我正准备去唐人街唱段《大登殿》呢，唱走了板也不要紧……
无论在哪片热土上，华人在，这京剧就能搭台唱戏，展现咱中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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