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认为，即使是在科学的领域，理性所能达到的“正确”也只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当波普尔把这个思考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他更为基本的哲学思想，叫做“批判理性主义”。
这个词听着有点高深，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
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在解决方案中又会诞生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和我们中国的一位知名学者王东岳先生的“递弱代偿”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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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为了解决堵车问题，我们修了更多的公路，但是路多了，买车的人就会更多，结果路上反而变得更堵了。甚至有人说高速公路就是为了让我们能迅速赶到下一个堵车点。在人类历史中，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的这个词好像非常学究气，其实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
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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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解释了科学发展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波普尔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
什么是“乌托邦社会工程”？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或许我们很难接受，毕竟生活中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工程，所有国家都会有社会发展规划，像是城市规划、道路规划等等。没有规划工程，社会怎么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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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在时间上，要从现在规划到未来，一直规划到终极的理想社会。
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么问题吗？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刷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是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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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但为什么还有人会去信奉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工程，甚至付诸实践呢？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做“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个铁的规律所决定，只要我们要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制定出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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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有什么问题？
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当中，波普尔是批判历史决定论的先行者，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在一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书名叫《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哲学讨论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我和你谈谈波普尔最主要的两个观点。
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读过了上一篇内容，你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么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的绝对正确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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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
还是举个有趣的例子，有人说，如果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都藏起来不发表，说不定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可惜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公布于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完全被揭露了，成了全人类的知识。工人阶级去学习，但资本家也可以学习，他们就意识到改良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就会去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变了至少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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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波普尔看来，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增长本身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历史决定论在根本上就是无法成立的。
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做《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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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实际上也需要社会工程，但不是那种整体主义的工程，而是一种“零星社会工程”，或者说“渐进社会工程”，通过不断尝试和纠错的机制来实现社会发展。
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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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
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
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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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波普尔在科学方面反对科学至上论，在社会政治方面，反对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这两个方面一脉相承，都是反对过去启蒙理性主义中的绝对真理观。波普尔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他推动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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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理性主义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也繁衍出科学至上论和绝对真理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初愈演愈烈。当时在思想界，对这种倾向的批判很弱势，被当成是异端。
波普尔的出现改变了局面，他从处理科学内部问题入手，颠覆了科学至上论，受到了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赞赏；后来他的工作又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政治和历史的思想领域。不过，波普尔的批判并不是要颠覆整个理性主义传统，而是要修复和升级这个传统，最终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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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独特的思想和雄辩的风格，推动了思想史上的这次转折，当年的异端思想，今天已经成为了常识。人们对这些理念习以为常，很少意识到，背后有一次真理观和历史观的转折改变。
波普尔是一位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他在世的时候获得了非常显赫的声望，去世之后却迅速被人淡忘。波普尔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长达23年，结果在他逝世以后，他生前用的办公室并没有变成一个纪念馆，而是被改建成了一个厕所。
如果说波普尔的名字被遗忘了，他的思想被看成是人尽皆知的常识，那么这种遗忘恰恰体现出他成就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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