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强和思文都打电话来问我今后如何打算，强调一个现实，我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又要必须养活自己。我总以首先处理与公司的争议来推脱，不愿承认自己人生的虚度。我想明白了，思文说我没变是很有道理的。我始终没有摆脱在来广东时的路上，饥饿没有让我丧命，警察没有把我投入牢房，吴小芳也没有举报我的劣迹，换成慢性肾炎也只是把我按倒在血透室的病床，只是没有成长，我还死不了，我有我的理想。但涂磊说过，一个人只是肉体的成长，没有思想和修为的增加和积累，那成长起来的不是废物吗？
宪强一直让我跟佳佳学习做网店，我已经用离婚来作了回绝。思文听说我与公司打完官司再找些事情做，立即告诉我“你不能再去出卖劳动力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应该向自媒体方向发展，沿这条路走下去，你有这个基础。”
我不知道我在学校给思文留下过什么印象，他始终觉得我“本应该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景涛与另外一个同学聊天也说“这大学本来就是给繁华准备的啊”，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种话对我而言就是一把钢鞕，抽打着我孱弱的内心，使我皮开肉绽。学生时代我就看不上什么冲刺，迎战之类的宣传，只崇尚一种从容和悠闲。向往那一种自由，学习和成长需要的自由。完完全全忽略了现实这个根本。老师为纠正这种这种心态不惜用上挖苦和讽刺“高中生而已，不要整天把自己伪装成大学生似的”，独对我不解恨，还要补上一刀，“他呀，他早把自己当成了研究生了”。
高考前最后一周，我已经不肯出现在学校。考完最后一场我把一个收废品的带至住处，让他收走了房间内所有的书本纸张。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与试卷和习题究竟结下多大仇恨，好像有什么东西强迫我一定要展示这种狂妄。当然，装逼遭雷劈不是今天才有的。悄悄地，我落榜了。任大街上卡拉OK放出的《爱拼才会赢》多么撕心裂肺，我都灰溜溜地消失在燥热晚夏的夜幕中。
我试图参加过自考。也只是买了课本翻看，首次考试三门竟然全过了。依然保持不动笔，再考电路知计算机，是断然行不通了。非典盛行的季节我的电路考了四十分，计算机考了三十分。最打击我的是马哲邓概，毛泽东思想都是二三十分。对于这，我不能接受。只记得像是一场梦，步行了大半夜，身上没有一分钱，只带着准考证，我早早来到考试地点。
确认位置后，随一众考生进入考场。试卷发下来，我先向身后一位考生借圆珠笔做解答题，等他做完选择题，再借他的2B铅笔做选择题，我几乎有些陶醉这种操作，三场下来明显已经给他带来不适和厌恶，我观察到他的神情由惊讶转成卑视，只是最终他也没有理解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也不明白。随着后来的逃亡广东，这场梦算是完全终灭了。
“先不要说什么自媒体，就算咱们家村子上敲梆子卖豆腐的，也要先学会懂得吆喝两嗓子吧？这需要时间。”我了解自己的状况，我已经不习惯见到书。我认为所有的书都应该归入垃圾堆，或火堆，节省一些空间也好。
思文说同学帮忙，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帮那么多。超过了个人能力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已经明白思文的用意，宽慰他说，“撸起袖子干，不干的话什么都没有，每件事不去干，到底能不能成功不会知道，失败也是干过之后才能够知道的。这是我过去常用来开导别人的一句话，倒忘记了。”在石恺我鼓励飞飞删改吴小芳的工作表格经常如是这样说。
思文说，他也在琢磨干点事。我好奇地问“你想要做什么呢？”他并没有明确回答我，思文的理想，也许我并不陌生。
去劳动局之前我起草好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请宪强帮我审一审。我想把劳动仲裁申请书打印在纸上，尽量不出现手写痕迹，签名除外，以便于法官审理。我和宪强确立了三点请求事项，（1）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维持劳动关系。（2）劳动合同期内已产生的医疗费用需要公司承担。（3）公司需要支付六个月的医疗期工资。
大朗劳动局接到我的申请，说这个案子有些复杂，建议我去市劳动局，因为那里更专业。我说这里不接收吗，他说不是，这里也可以仲裁，但市局应该更专业。对大朗劳动局本就没有什么好感，他说有点复杂就代表仲裁时他会有些吃力，而且咨询律师时律师听到我在大朗时笑言，大朗劳动局可是有点黑，并交待我小心些。去市局只是需要我多跑一段路而已，而且我去之前，需要他把我的劳动仲裁申请上传到市局，并且得到允许我才能携申请书前往。
我采取了他的建议，他叫来一位女工作人员，指出裁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就不能裁决“维持劳动关系”，让我选择选前者还是后者，酙酌再三我选了后者。她还向我断言没有劳动就没有工资。在上传申请书时，那位工作人员要我确认，我再次询问那位女工作人员，“没有劳动就没有工资，就种说法不对吧？”她说“刚才我问你有没有医疗期，说的是没有劳动就没有劳动工资。”这不是废话吗？我不能确定他刚才的话语中是否有“劳动”二字，和提起过医疗期。只是感觉自己无端经历了一次审判。
最后我的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均原封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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