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朱熹说，“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意妄行，而无所忌惮矣。”
君子知道生命力的发扬，自我的实现，在于率性修道，在于对自然本性保持敬畏之心，时时刻刻引导自己往中庸的方向走。而不知道这一点的人，就没有所谓敬畏之心，行事无所忌惮，为外物所引诱却以为是当然，那就和中庸之道相悖了。
这里的前提设定，是自然本性是“善”的，因此我们率性修道。但一个人的性情，不会是完全的自然本性，且自然本性的善恶素有争议，荀子就认为性恶，只有孟子承性善说，因此，我们说子思和孟子是孔门中的一派。但性善性恶的问题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且如何定义自然本性呢？又有几种本性没有社会化的过程呢？我们所需体会的，是自身与外界的性情表现，到底从何而来，追根溯源，去看看哪些东西是不偏不倚、光明正大、持久不变的，而哪些是被外物引诱、不能见光，更不能推之于四海而皆准，传之于万世而不移的。
人的本性是不是本身就有偏倚？有可能是，事实上，应当承认，或者假设为是。但这影响君子时刻保持谨慎戒惧吗？影响君子对自身进行引导，持续努力，以实现中庸之道吗？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君子而时中”就意味着君子对自身的怀疑与否定，批判与修正，否则就没有所谓的“戒慎乎其所未睹，恐惧乎其所未闻”了，也就没有“有所敬畏”与“无所忌惮”的区分了。
一个人认定了一个价值判断，坚定地执行下去，不顾一切，不计手段，就是过分了，而不能坚定自己的判断，畏首畏尾，则为“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是中庸之道。那什么是中庸之道？《中庸》作为孔门心法，说的不是世界观，而是方法论，它不说什么是中庸之道，因为天下万事万物，哪能说得完呢？它只是说，君子需要时常保持对世界与人生的敬畏，要时常内省，时常批判，时常修正。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而时中”。
朱熹提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说的是性情和德行的区别和联系。第一章中，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说的是性与情的区别和联系。如此，似乎人有其本性，由本性而生感情，而感情也是德行的一部分，行中庸之道，则对自己的感情，也有深入的探索和反省，使之有一定的节度，至于“中和”的境界。
那么，“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怎么理解呢？为什么不是“致中庸”呢？是不是说，中和之中，也有中庸之义呢？看《中庸》这篇文章，似乎中庸是行为，中和是结果，行中庸之道，才能“致中和”，不仅让自己的性情有所节度，也让周围的事物有所节度，所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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