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网络
在东北，在大兴安岭，在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的地方当兵，没打过土匪，没见过座山雕不要紧，却不好意思没见过野兽，不好意思没打过猎，给同学写信不好意思老说挖坑道抬石头拌水泥伐木啥的，天天干活没意思，必须有点惊险传奇故事。当年野兽多的是，但不可能跑到部队驻地来找死。外敌入侵，稍微吃一次亏，野兽便会奔走相告，纷纷逃亡。况且凡是部队驻扎的地方，树林会被成片地剃光，整棵的落叶松无论干湿，喷上点汽油便是上好的柴火。没有森林便无处栖身，野兽胆子再大也不行。远离驻地去打猎，得把自己熬成老兵，而且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还好，我当了五年兵，打了三回猎。
第三回差点被“猎人”打死。子弹是贴着头皮飞过去的，当时就懵了，忘了害怕。怕也是后怕，想一回吓一跳，几十年来不知冒了多少冷汗。你想嘛，倘若那颗子弹稍微低一厘米，我这，不对，没有“这”了，应该说那，我当年那一百多斤就交待了，享年才22岁。幸好我没事，不然我妈不知会哭成啥样，而且我老婆也不知道跟谁一起进洞房。故事成了事故，连累的人，将会是一大堆。
吓人的事一会儿再细说，先简单说说头两回。
第一回打猎，还是新兵。
1972年，从师部管理科调到驻扎兰屯的直属工兵连。那年开春后，我们一个班负责到东山里种地。那地方就在森林的边缘。据老兵说，刚到那儿开荒时，还有野兽出没，可惜有枪没子弹。当年搞运动，国家穷，子弹管控严格，全靠新兵训练时过一回枪瘾。到工兵连之前，师部作训科张参谋悄悄给了我五十发子弹。这就显出机关兵的好处了。打猎那天，记不得班长和班里其他战友去了哪儿，全班只剩下三个人：68年河南老兵王永坤，71年辽宁新兵何世华，以及与何世华同年入伍的我。本来约了王永坤的，他是团小组长，正积极争取入党，不方便去，却一再鼓励我们去，还说他会保密。我和小何去了，一路上都在操心万一打到了熊两个人怎么抬得动。我们不敢走太远，天黑之前就回驻地了，空着手，啥也没抬。那一天，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藏起来了。我和小何对准白桦树和远处的石块，每个人打了十发子弹。随后东窗事发，我们因无组织无纪律做了深刻检讨。王永坤也主动做了检讨，说他身为团干部，对我们的错误行为阻止得不坚决，而且坚决要为此承担责任。结果班长表扬了他。我退伍时与已经当上排长的老班长提起往事，排长说：他呀，什么玩艺儿！
第二回打猎，我已经是班长了。领头的是连长，加上三班长张震中，三个四川老乡。连长说：我的，子弹的，大大的有。那天我们去了森林深处。然后，我和他俩失散了。那天很奇怪，我朝天上开枪，一直没有回应，他们说也开了枪，可我却没听见。天空成了猎物，被打得伤痕累累，连长的子弹就这样弄得所剩无几。我昏头昏脑走到黄昏才找到方向，然后摸黑回到连队，直接成为一个流传多年的笑柄。
第三回打猎，退伍已经是倒计时了。这时候的老兵无法无天，尤其是那种隐忍多年，一直老老实实干活的农村兵，眼看着“进步”无望，还得哪来哪去，一肚子怨气没地方发泄，随时都可能暴发。连长和指导员怕挨揍，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有能耐弄到子弹的，打个猎啥的，没人管。
连队附近有一条山沟，山沟里有许多毛柳，毛柳丛中栖息着成群的傻鸟，傻鸟的名字叫飞龙。飞龙又叫沙鸡，还叫傻半斤，每只重约半斤，肉质细嫩，据说可以上国宴。这种傻鸟，估计耳聋，只要你不被它看见，再大的动静都不会飞走，子弹足够，一打就是一群。去那条山沟有两条路，一条上坡，一条下坡，我走的是下坡路。离毛柳丛大约二百米时，我轻手轻脚取下枪，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卧倒，鬼鬼祟祟匍匐前进。我尽量贴近地面，差不多就是在蠕动。近了，近了，一大群傻半斤出现在眼前。我不急，调匀了呼吸，闭上左眼，慢慢地瞄准。三点一线，稳稳地锁定了一个目标，食指轻触扳机，——“砰！”枪响了。眼前一花，一只傻鸟血肉横飞。我懵了。我还没来得及勾动扳机，它怎么就自动死了呢？正纳闷，“砰”的一声，又倒下一只。极度危险的气息扼住了我，“谁？别开枪！这边有人！”我大喊。“砰！”一颗子弹贴着头皮掠过，接着便听见张震中的声音：“糟了，是魏治祥！日他先人出大事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对面，张震中，何世华慌慌张张跑过来，见我还在喘气，而且没负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居然怪上了我，差点把我骂死，理由是他俩在下，我在上，一旦我开了枪，说不定他们就会死啦死啦的。
两拨猎人，互相抱怨着往回走，到驻地时，竟成了生死之交。
到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死。
还经常活跃在一个群里。
——战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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