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变法

观中国古代之变法，以商君为最，张居正次之。

若论变法之人，公孙鞅、王安石、张居正皆是一时才俊，冠绝天下。其苦心为国，一身清廉，雍容大度又以王安石为最。然商君以求功名而强西秦，张居正兼谋私利而兴明朝。唯有王安石，一心为国，操劳成疾，一身清廉，虚怀若谷而法不得行，时也？势也？

商君之变全赖孝公，以铁腕镇群臣，逐权贵，责太子，上下一心，君权集中，商君言即孝公言，孝公言而秦之上下莫敢不从。法一出而令必行，时人莫敢议也。及秦强，在野之民，在朝之臣有目共睹，故商君虽逝而其法仍行。

张居正之变亦然，时万历新立，新君年幼，太后以举国之重托与叔大，君令相出，以宰相之身行天子之事，而天下莫敢遑议。及功成，虽出内阁，然终其一世，帝终畏之。

可见，变法之成在于强权、成效。有强权则法令出，见成效则塞天下悠悠之口。

再观王安石，怎不令人扼腕而叹之？好好一个擎天之柱竟不能施展抱负，不能见容于时人，不能受誉于后人。新法甫出而台谏纷至沓来，屡罢台臣而天下哗然。新政既施，朝中显贵，在野老臣，后宫妇人皆极恶之，君令虽出，而抗之者有也。法虽行，而上下不齐心，其位不得人，以言语谩骂者有之，借新法谋私利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可谓处处受制。虽勉力而行之，当时才俊亦皆不屑效力，介甫处境何其难堪也！

及罢相，二府换人，法虽仍行，又怎及介甫雷厉风行？

新政初行焉有尽善尽美之理？虽有不足，补之可也，然士大夫之流以一弊而否全局，岂不令人寒心？十数年苦心经营至永乐一败，可谓英雄垂暮，有识之士不得与政，法虽存而实亡矣。及至神宗薨，则大势去矣。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焉有不废新法之理？可叹介甫一生心血尽付东流。元祐更化，则宋之中兴难矣。

观名臣多出于开国一代，当其时也，取士以实才,非如太平之时,天下士子熙熙攘攘,多为利来，空有满腹经纶而无治国之实才，果能治国安天下者几人？实为天下苍生百姓者又几人？纷纷扰扰不过为利所趋，只图安享太平，哪顾天下兴亡？

一代英才，空有治国之术，徒怀报国之心，而其事不成，其功不立。十数年新政国渐强而民犹怨，国库丰而百官恶，实为可叹。

敢于兴变法者，非天纵英才莫敢当之，盖因变法者需有三物其法方行。其一，胆识，弃祖宗之法而行新法，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生死于度外，则法不敢行；其二，强权，若无至高之权，令虽出而天下不从，则法不能行；其三，坚毅，但凡世人只知居安而不知思危，新法出而世人多怨，变法者若不能坚守，任他天下纷说而势在必行，则法不可行，虽行必败。

介甫生不逢时，可悲可叹！商君得遇孝公，鞅之幸耶？秦之幸耶？虽受车裂之刑，必不悔也。

注：王安石字介甫，张居正字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