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有机会去台湾旅游的话，我一定会去游历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园”，拜谒傅斯年先生，这位颇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的大师级民国历史人物。
我第一次知道傅斯年的名字，还是从“李庄时期”的历史认识他的，因为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2000年前后，我在读了费慰梅所著的《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后，才了解一点傅斯年的情况。2008年，因女儿欲报考同济大学研究生之故，我对同济大学的校史有所涉猎，尤其对同济大学在“李庄时期”为中华民族所作的历史贡献，心生许多敬佩和感慨。
随着研究傅斯年学者的增多和研究著作的陆续出版，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传播，我对傅斯年的印象也越来越清晰，尤其在阅读了石兴泽所著的《傅斯年别传》之后，虽然这本书不是傅斯年的传记，但他与历史上诸多著名人物的交往，就足以证明，傅斯年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具有非凡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自幼天资聪颖，国学功底深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读书，3年之后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前后，受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思潮的影响，与志同道合的北大同学罗家伦、顾颉刚、毛准等人创办了《新潮》月刊，积极撰文倡导新文化运动，傅斯年任主编的《新潮》和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面旗帜，而《新潮》在北平学生界更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也使他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
傅斯年也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5月4日下午，北平各校3000多学生游行队伍在天安门等地游行，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傅斯年就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他肩扛一杆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带领学生队伍，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史称“五四运动”。只是傅斯年的名字，是在五四运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他才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逐渐被国人所知晓和了解，其个中原因，颇值得玩味和思考，至于五四时期的其他学生领袖还有谁？还有待学者们去挖掘和考证，但同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罗家伦、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人，都曾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年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无论后来的人生命运走向如何？历史都应该记住他们，记住他们在那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让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的面前。
当傅斯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激情退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书斋，于1919年夏天，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远赴英伦三岛，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留学，在伦敦大学时，跟随史培曼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1923年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德国史学之父兰克教授攻读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
如果当年傅斯年依旧保持着青春的热血和思想的激情，继续追随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足迹，也许会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有所作为，如果历史可以这样假设，那未来的中国，可能少了一个学者、教育家和活动家，而多了一个职业革命者，这是个人的幸与不幸？还是国家的幸与不幸？历史都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1926年冬，傅斯年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在这所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大学，傅斯年曾与鲁迅有过短暂的交集。
1928年，傅斯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和人类学四个学术研究组，并担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傅斯年凭借自己深厚的学养、广泛的人脉和学术号召力，汇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即使在抗日战争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终止学术研究活动，从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至1946年迁回南京，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学术机构，是在“李庄”这样的条件下，依然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以致“李庄”这样一个中国普通乡村的知名度，仅次于战时的重庆和昆明，当时从国外寄到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四川—李庄，收信人即可收到信件，可谓是世界邮政史上的奇迹。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达15年之久的蒋梦麟去职，国民政府拟派傅斯年出任光复后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傅斯年以种种理由坚辞不就，转而向蒋介石举荐自己的挚友和恩师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当时正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美国参与筹建联合国各组织宪章的制定，一时脱不开身，国民政府遂任命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傅斯年自己也乐于接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一职，其目的就是在于为胡适的顺利就任而扫清一切障碍。知胡适者，傅斯年也。傅斯年深知，以胡适的学术声望，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非他莫属，但以胡适的性格和管理能力，治理光复后的北京大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
傅斯年从1945年9月开始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到1946年9月胡适正式到任履职，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整整一年，这一年间，傅斯年雷厉风行、殚精竭力地忙于复校工作，将西南联大时期的教职员工和图书设备平安迁回北平，同时他致力于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学风的恢复，努力平息学潮，营造平和稳定的读书环境。
但傅斯年对北京大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顶着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对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进行清理和整顿，将伪教职员一律摒弃，坚决不予录用，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师，伪“北大”时期文学院院长周作人，为的就是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和五四以来的爱国传统，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傅斯年的高尚人格和民族气节。傅斯年的这一做法，胡适就并不一定能够做到，傅斯年之所以愿意替胡适代理北大校长，就是为恢复北大的学风和优良传统着想，他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胡适的短处，傅斯年不允许任何人诽谤胡适，他认为别人没有资格，但他可以随意斥责胡适，尽管他与胡适是师生关系，但二人的关系更像是挚友，他们是一生的朋友。
傅斯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身上不但具有山东人豪爽直言的性格，还有侠肝义胆的个性，更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惧任何权贵，他以“傅大炮”的独特秉性，横扫和痛打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曾多次游说他入阁，他都极力婉拒，为的是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因为他知道，一旦为官踏入仕途，他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信仰和气节。
傅斯年具有一定的领袖才能和非凡的号召力，这在他学生时期就已经暂露头角，并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一个高峰，他自1928年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担任这一职务达23年之久，直至去世为止，也堪称奇迹。
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年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这一履职经历，也让他成为台湾大学校长最合适的人选。1948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但遭到傅斯年的严词拒绝，经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游说，傅斯年才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抵校履职，直到他1950年12月20日上午突发脑溢血离世，他在台湾大学校长的任上还不满二年。
傅斯年逝世之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达5000余人，可谓规模宏大，各界人士致送挽联270余幅，其中吴稚晖、于右任、叶公超等人的挽联赞颂了傅斯年一生事迹和崇高人格，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而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傅斯年校长的哀悼和追思。
历史选择了傅斯年，是台湾大学的荣幸。如果没有傅斯年对台湾大学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治理，台湾大学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傅斯年在当年那样一个异常动荡的时局中接手台湾大学，他以自己非凡的办学理念和行政管理才能，将一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大学，彻底改造为一所现代大学。傅斯年将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术基因，成功地移植到台湾大学，使之成为孤岛上的“北京大学”，让台湾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一所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
傅斯年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虽然他的一生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始终保持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尊严，在他台湾大学不到二年的任期内，傅斯年以自己的勇气和魄力，始终拒绝“三民主义”进入校园，能够做到这一点者，也唯有傅斯年。
傅斯年尽管只当了三年的大学校长，北京大学一年，台湾大学二年，而且是在非其所愿的情况下就任的，但他的名字足以被列入中国近现代大学著名校长的“光荣榜”，堪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傅斯年学贯中西，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其办学宗旨归纳起来就是——1、大学必须独立。2、学术必须自由。3、严格遴选校长。4、聘用顶尖教授。5、录取专长学生。
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仿照美国佛吉尼亚大学，为其创始人——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校园内建造陵墓之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校园内植物园中，并建堂一座，人称“傅园”，在校行政办公大楼前，铸鈡一口，人称“傅鈡”，以此纪念傅斯年，由此可见傅斯年在台大人心中的位置。
杰斐逊总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具智慧的总统，而傅斯年的聪颖和智慧，也使他在许多领域，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深厚的国学造诣，即使在他学生时代，也比他的老师胡适高出一筹。
“傅鈡”上铸有八个字：敦品 励学 爱国 爱人，这是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拟定的校训，一直被台湾大学师生奉为做人的准则。傅斯年并非台湾大学创始人，在校时间也仅仅只有二年不到的时间，但他对台湾大学产生的影响，恐无人能出其右，可能即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傅鈡”下有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傅斯年的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每当台大校园的“傅鈡”响起时，都是二十一响，犹如二十一响的迎宾礼炮，台大人以最高礼节，向老校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台大人是真诚和善良的，他们没有因风云变化和岁月流逝而忘记老校长傅斯年，67年的风风雨雨，67年的岁月年轮，但傅斯年始终是台湾大学的象征。
诗人臧克家有诗曰：“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傅斯年留给台湾大学最为主要的精神遗产，有人曾这样定义：“一个学术的风格，一种自由开放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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