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为什么犹太人会被认为是全球主宰金融界的群体？金融市场是富人俱乐部吗？本书从金融的起源讲起，阐述了金融的意义和价值、普惠金融、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等内容，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金融知识。
作者简介：陈志武，华人经济学家，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曾获得默顿•米勒奖。著有《金融的逻辑》、《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等畅销书。
今天为你分享两个问题，一是规避风险的四种体系，二是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利还是弊。
宗教和古代文明都源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共同点是靠天吃饭、靠地吃饭，先民们认为丰收是上天的恩赐，而歉收是上天的惩罚。明天、后天到底是什么结局，只能听天由命。
一旦发生旱灾、水灾等造成粮食歉收，就会迫使众多家庭四处找活路。因此，农耕社会的人都要面对风险事件给生命带来的挑战。
这就要求在灾荒发生时，人们要互通有无，如何互通有无呢？
一、规避风险的四种体系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
《申命记》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因为在教会理念中，天下人都为兄弟姐妹，无偿帮助才体现“义”和“礼”。
所以，不管是儒家观点还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靠“义”来应对风险挑战，而不是靠“金钱”利益或金融市场。
基于什么来定义“义”和“礼”呢？
儒家的回答是血缘、辈分、年龄、性别来定义，由此组建家族，巩固家族内部的风险交易体系，提升每个成员活下去的概率。
基于“三纲五常”的家族非正式保险体系，对帮助中国人应对风险有过非常积极的贡献。比如，灾荒发生时，在儒家盛行的地域内发生农民起义的概率明显降低。
宗教是基于什么来建立“义”和“礼”？
基于共同信仰、共同教义来建立“义”和“礼”的内涵。《圣经》会教导和告诉你如何行事，这就是基督教的“义”和“礼”。教会给教徒提供跨期互助、有福共享、有难共担的避险服务的具体载体。
此外，人类早期也推出了进行人际风险互助的第三种办法，那就是金融市场，通过明码标价、自由选择的跨期交易来互通有无，比如借贷或保险。
人类解决跨期风险的第四种办法就是政府福利项目，比如传统的政府赈灾。
到19世纪后期，现代福利国家先是由俾斯麦统治的德国推出，到20世纪被各个国家采纳。这就是经济学原理中的“转移支付”，由政府向高收入群体征税，支付低收入者，或者在丰收时由政府征收一些产出，等到歉收时再拿出来给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这四种应对风险挑战的手段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排斥的，一种手段占上风时，就不许其他手段有发展空间。长期以来，金融市场都是被排斥的风险规避手段。
儒家只要合乎“义”和与“义”相配的“礼”，“契约精神”并不是一定要遵守。这就导致所的有在签订“契约”后，不是尽力遵守，而是想法逃避，这对于跨契约为特征的金融交易是致命的，以至于中国原来的民间借贷不会超过6个月。
事实上，立足于“养子防老”的家族避险体系就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如果只有这种避险体系，一旦你哪天生病了，因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教会支持，政府福利也靠不住，你就发现，只有家里人、亲情网络最靠得住。一旦有了这样的依赖，未来你就自然会把更多精力集中在你的族亲网络上，专注构建这个安全网，而排斥其他非亲缘的风险互助机制，包括宗教。
一旦整个社会都这样，儒家就会一家独大。
同样，西方社会在接受基督教之后，整个中世纪都排斥金融，他们对金融甚至商业的排斥远比儒家严重。
为什么有息放贷遭到禁止呢？
原因在于基督教认为，有息放贷是对上帝所确立的自然秩序的冒犯，是对上帝所建立的秩序的凌辱与损害。
为什么收利息等同于违法呢？
在出借金钱和带利回收之间，他出卖的是时间，而时间只归上帝所有。作为时间的盗者，有息放贷是上帝财产的小偷。
美国的金融市场发达，为什么还需要教会网络隐含的非正式保障？
原因在于，教徒每周或经常做礼拜和其他教会活动，给了教友们很多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时间。这些教会活动、教规执行和捐款，对教徒来说是成本投入，但这些既是对未来保障的投资，也能让教会、教友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更好地判断你未来收入风险的高低，监督你是否会浑水摸鱼、只“搭便车”，不付出等。
研究发现，对于美国的黑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幸福感保险方面。当收入下降使幸福感受到冲击时，信教的黑人家庭受到的冲击会少64.9%，也就是说，教会让黑人家庭的幸福感对收入的波动不那么敏感，而不信教的家庭却得不到这种庇护。
然而，信教带来的幸福保险对白人不明显。
二、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利还是弊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由政府提供福利支持似乎从来是理所当然的。比如从高收入群体征税，以补贴困难户，进行转移支付和二次分配。
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俾斯麦在德国推行社会保险体系，不是停留在赈荒、解决贫困层面上，而是提供失业补贴、医疗保障、失业补助、养老护理、婴幼保障。
英国在1906-1914年间逐步推出政府福利，而荷兰、澳大利亚、美国等，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压力下启动政府保障福利的，但它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提供“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保障。
政府办福利的代价有多大？
从大的方面看，今天世界上创新活力强的著名公司很少来自西欧福利国家，那里的创业公司大都默默无闻。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府福利总体不多，至少远比西欧国家少，但充满活力的新公司却层出不群。
微软之后是苹果，苹果之后是谷歌，谷歌之后是脸书。
而英国早期福利开支太大，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困境，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开始改革，逐渐消减福利规模。此后，其他西欧国家，特别是最近几年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福利国这一养懒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今天为你分享两个问题，一是规避风险的四种体系：到目前为止，人类推出了四种应对风险的方式，基于血缘的家庭，基于共同信仰或其他元素的社群（如教会），基于行政权力的国家福利，基于自愿交易的金融市场。理论上，这四种方式可以互相补充，但历史上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排斥。
二是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利还是弊:政府福利体制是基于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器，所以金融市场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没有了，但是，搭便车的问题被放大，利用家族、教会和金融市场实现保障的激励被消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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