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钱穆译】先生说：“人生有赖于仁，尤甚其有赖于水火。吾只见蹈火蹈水而死了的，没见蹈仁而死的呀！”
【杨伯峻译】孔子说：“百姓需要仁德，更急于需要水火。往水火里去，我看见因而死了的，却从没有看见践履仁德因而死了的。”
【傅佩荣译】孔子说：“百姓需要走上人生正途，胜过需要水与火。为了得到水与火，我见过有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却不曾见过有人为了走上人生正途而死的。”
第一句“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是说民众对于仁的依赖要甚于对水火的依赖，直接道出了人生活着的目的是追求仁道，而不是仅仅为了生存。第二句“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是说当时的世道孔子只看见有人为了生存而不惜牺牲生命，而没有人为了追求仁道牺牲生命。孔子是在抱怨没有人能够“杀身成仁”，整个社会的人都在忙着生存。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8》）孔子说，只有仁人志士，他们不会为了求生而放弃仁的追求，他们可以为了成就仁道而不惜牺牲生命。本章孔子说他没有看到有人愿意为了追求仁道而不惜牺牲生命，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志士仁人”。看似抱怨，实则孔子是希望民众都能成为“志士仁人”，勉励大家一起努力，为了仁的追求牺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再读补漏】传统和常规的解释犹如上面三位先生的一样，把“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都解释成“百姓对仁的需要胜过对水火的需要”。如果这样是正确的话，那么古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太伟大了，他们能主动追求仁道、仁德。事实如此吗？
当然不是，如果我们能正确区分民、士、君子、仁人、善人、贤人和圣人的不同，就能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在《论语》中，“民”的概念是很明确的，就是指普通老百姓。他们不能像士一样有机会读书，接受教育，也没有像士一样有道德追求，当然就没有机会成为君子或仁人，更不可能成为善人、贤人和圣人了。当然他们可能会有他们达不到的人群的行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所以要说“民”对仁的需要胜过对水火的需要，根本没可能。
我们再看后面一句“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这里的水火的意思应该也明确，就是指洪水和大火的灾害，只有这样解释才能有“蹈而死”的可能。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水和火不会让人“蹈而死”，只有洪水和大火才会让人有死的可能。那么这个前提明确下来了，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孔子说他看到过有人因为其它原因而不惜赴汤蹈火而死，没有看到过有人因为对仁的追求而赴汤蹈火。
“甚”解释成超过没问题，那是什么东西超过？因为主语是“民”，那么肯定不是他们对仁的需要超过对水火的需要，而应该是老百姓对仁的追求的害怕程度超过对洪水或大火的害怕。因为他们是“民”，所以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意去追求仁道。孔子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大张旗鼓地去宣扬仁道，就是因为太多的人惧怕去追求仁道。
《论语》对“民”的描写在其它篇章也有所反映，如《论语·宪问18》孔子所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里的“民”是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的人。是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自杀，还没有人知道的人。
其它如《论语·宪问44》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公治长15》篇，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雍也27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泰伯9》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子路3》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4》篇，樊迟请学稼。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等等，都说明了“民”的概念以及“民”和其他人的不同。
可能以上解读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我认为，这样的解读应该有其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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