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号长乐老的冯道，是五代乱世时的一个异数。在战国纷争、人人朝不保夕的年代，他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却能游刃有余，历事五代十君，始终都位居高位，成为见证五代历史的活化石。难怪他在临终前写《长乐老自叙》，也不无得意地说：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然而，这位长乐老人在儒家学说中又是无耻之尤的代表。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违背了儒家从一而终的道德准则，一旦侍奉的皇帝下台，他马上就改换门庭，真是君上待我如初恋 我事君上如前夫。
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王朝重臣在面临亡国时，即使不能自杀殉节，至少也应该像伯夷叔齐那样，隐居首阳山下，不食周粟。而冯道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更有甚者，他在担任后唐闵帝宰相期间，潞王李从珂起兵反叛，闵帝仓皇出逃，身为闵帝宰相的冯道却在京率领文武百官迎立新主。此举尤其为人诟病。
其实，这位长乐老人私德和为官是很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在当时杀人屠夫、贪吏遍地的情况下，冯道的所作所为称得上凤毛麟角。他为人刻苦节俭，和仆人同吃同住，诸将劫掠美女赠送给他，他不能推辞，就先安置到其他地方，代为寻访到家人后再放回去。儒家学者所撰正史中对冯道实施的政策描写甚少，但他在能力范围内所做的扶持民生、提携贤良的举动确实有目共睹，因此，不仅历代帝王在一统天下后都要重用冯道，“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举个例子，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问前来朝见的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答：“此时的百姓，佛祖再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救得了”当时人都认为契丹不趁这个机会屠杀欺凌中国人，都是由于冯道在辽太宗面前维护得力。只此一言，冯道就可以说有大功于中国了。
五代总共五十多年，北方就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乱世之中，武夫吃香，像冯道这样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考虑的是挣扎求存，然后就是把所学经世致用。他忠于的不是某个皇帝，而是吾土吾民。这种观念，在儒家学说根深蒂固的皇权观念下，当然是得不到宽容的。所以，在儒家所记录的冯道传记中，由于抱着成见，很多地方就不怎么宽容，比如欧阳修就认为冯道未尝尽到对帝王劝谏的义务，他忘了就在他写的《新五代史冯道传》里就记载了冯道与后唐明宗的一段对话，当时明宗手下献上一个玉杯，明宗很喜欢，拿给冯道看，冯道说：“这当然是个宝贝，但是帝王应该有帝王的宝贝，那就是广施仁义。”明宗在五代帝王里还算个明白人，听了以后嘉奖接受了这个意见，这难道不算劝谏吗？非得像海瑞那样，事先给自己准备好棺材，劝谏时骂得皇帝火冒三丈，这样才算忠臣吗？
冯道虽然位高权重，但在五代这种乱世，有枪才是草头王，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耶律德光问前来朝见的冯道：“你为什么来？”冯道回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说明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才能留下有为之身，为有为之事。有些事情，就算他想阻止也是阻止不了的。比如潞王造反，冯道率百官迎立。后来周太祖造反，以为冯道也会再重演一下历史，谁知冯道这次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周太祖只好先立了个傀儡，但是不久就废了傀儡自立当皇帝了。凭什么？凭的当然是手中的枪杆子。冯道能改变这个走向吗？当然做不到。
乱世之中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少选择的，在挣扎求存的前提下能够稍微舒展一下自己济世救民的抱负，已经算非常有运气了，冯道可以算是这样的幸运儿。但相应的，他们也必须舍弃一些原则，其实说白了，政治家哪有什么原则，差别无非在于后世如何评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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