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清廷与十一国定约赔款，自西安回辇北京。途中获知李鸿章凶问，皇帝、太后皆痛悼之。先是，鸿章以七旬高龄，与列强周旋数月，竟致油尽灯枯。死前俄顷，俄人尚在其病榻前哓哓不已，欲逼签东北密约。鸿章口不能言，唯流泪而已。其薨也，口微张似有所言，目不瞑。旧部周馥哭曰：“公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以时人论之，鸿章未了之事，谁人可了？后数月，梁启超写就 《李鸿章》一书，任公曰：“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鸿章少有大志，冲龄入帏，于卢沟桥赋诗曰：“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可谓壮也。国步艰难之际，得遇曾文正公、左文襄公等一时俊杰，戮力同心，志在匡济。平发捻，巩金瓯于将残；兴洋务，开革故之先河。同治一朝，清室复兴于万民疲敝，天下瓦解之秋，鸿章与有力焉。
鸿章之盛名因外交而起，亦因外交而败也。以中兴名臣之尊，率团遍访列国，纵横捭阖，轰动一时，获“东方俾斯麦”之美誉。惜其不通世界大势，专喜施小智小计，终究无所大成。
日人之起衅也，鸿章妄用合纵连横之策，空谈以夷制夷之道。甲午朝鲜事起，我一让再让，一误再误，终酿成千古巨祸，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淮军精锐尽成炮灰，赔款矣，割地矣，国不国矣。后人思之，焉能不惜哉痛哉？
然鸿章虽败，仍不失为艰危任事之臣。满朝庸人终日清谈，言语义愤填膺，胸中实无一策。不知敌，不知己，不知兵事，唯知速战之空言。而我丧师失地之际，落井下石委罪于鸿章一人，交章请诛者，又何其多也！欧美有论者云：“日本非与一国战，与李鸿章一人战耳。”甲午战败,鸿章固当其咎，然朝中诸人可遁责乎！
庚子国难，慈禧昏聩无谋，师心自用，竟致拳匪荼毒中原，八国联兵入京，北方大乱。清廷电召南兵北上勤王，鸿章时任两广总督，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遂有东南互保之盟焉。若无鸿章之决断，列强必于南省起衅，江左之实业岂能保之？时人皆骂其卖国，而议和签约之时，举国仅有彼一人可与列强交涉，唇枪舌战，争得庚款稍减。平日高谈阔论，满口气节之人，此时安在耶？
《清史稿·李鸿章传》曰：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已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至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此论诚为公允矣。
可笑浅见无识之人，往往信口妄论鸿章之过，殊不知“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假以妄责鸿章之人处鸿章之位，不知能得其什一之功乎？
甲午战败，鸿章远赴东瀛忍辱订约，为日本浪人所伤。其《马关即事》一诗，可谓忧国忧民，令人读之垂泪，如此血书，尚不能明其丹心乎？
马关即事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死方知一事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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