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大宋王朝的生动面孔》中，作者陈胜华说：苏东坡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一切都同乎真情。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文才能千古流传、感动古今。
广州石门的灵峰山上从前有一座宝陀禅寺，因为跟镇江的金山寺地理相似， 所以被称作为“小金山寺”。公元1100年，苏东坡被贬官海南，途经广州， 顺道来到了宝陀寺。他是第一次来广州，但对宝陀寺却亲切得不得了，好像是旧游之地曾经到过。他跟寺里的僧人攀谈起来，僧人们都说他长得跟以前寺里的住持和尚德云长老很像，这下可把苏轼搞得不亦乐乎，他就顺竿爬坡承认自己就是德云和尚转世，并且在寺院的墙上题下了一首诗： “灵峰山上宝陀寺，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寺里的和尚得到苏轼的题诗也如获至宝，把它拓下来刻成石碑供奉，并且还真的造了一座妙高台以资纪念。
其实，苏东坡说自己是和尚转世已经不止一次了，《冷斋夜话》载，他曾经说他母亲怀孕时，梦见一个独眼和尚来到家里，而这个独眼和尚就是当时刚刚去世的高僧五戒和尚。宋代的话本小说集《清本山堂话本》里有一则《五戒禅师和红莲记》甚至演绎了这么一段故事： 说是五戒和尚和明悟禅师一道在寺里修行，他们捡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就把她养育成人，取名红莲。红莲长得亭亭玉立，妩媚动人。五戒和尚忍不住动了凡心，犯了色戒。而这一切都被明悟禅师看在眼里。第二天，他特地去采了枝白莲插在瓶中，约五戒和尚来观赏。五戒一时醒悟，惭愧不已，回到自己房中沐浴后就辞世圆寂了。明悟禅师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跟着他也圆寂了去追赶五戒。他们的魂灵一直跑到四川，五戒投胎到了苏家，后身就是苏东坡； 明悟的投胎就是后来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而那位美女红莲投胎转世后就成了苏东坡的侍妾朝云。《古今小说》里《明悟禅师赶五戒》说的也是这个故事。 这些所谓的前生后世、投胎转世之说，当然都是牵强附会的迷信，但苏东坡自己却对此深信不疑，这其实也彰显了他的天真。
苏东坡，大名苏轼，是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也都是了不起的文学家，合称“三苏”。他们一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个席位。22岁时，苏轼兄弟进京赶考，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读到这两兄弟的试卷， 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物色了两个宰相！”而当今的皇帝宋神宗也特别喜欢苏轼的诗文，常常在进餐的时候读得连饭都忘记吃。 苏轼有如此才华，名声又如此之大，连两位皇帝都是他的粉丝，可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做人太天真了！
年轻的时候，一直处于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毫无顾忌，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而且他对什么人都愿意交往，对什么人都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他曾经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头叫花子”，他的弟弟苏辙劝他交友要谨慎、要有选择，而他却说：在我看来，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苏东坡就是这样天真，当然也是真诚，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一切都同乎真情。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文才能千古流传、感动古今。
但是，在政治上，这样的天真就是不成熟的表现了。他的做官经历可以说是与王安石变法相伴随、相始终的。按照俗人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受打击其实是自找的。当时虽有支持变化的新党与反对变化的旧党之争，但以苏轼这么大的名气，双方其实都不想把他树为敌人。他如果世故圆滑一点，那么他完全可以利用双方的矛盾，左右逢源。当然了，如果他肯这样做，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而他呢，却是用全部的精力去认真地讨探变化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是于国不利、于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和指责。新党上台的时候，他指责新法损害百姓利益；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部废除新法， 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他就把双边都得罪，两头不讨好了。终于，新党中的一群小人从苏东坡写的诗句中鸡蛋里挑骨头，罗织罪名， 诬陷他攻击朝廷，大掀文字狱，这就是著名的“乌中诗案”。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 也就是当时的中央纪律监察机构，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台处理的、由诗歌而引发的案件。 御史台里的一帮小人把苏轼从湖州太守任上抓来京城，关进了御史台大狱， 大肆拷问。这段时间，苏轼从肉体到心灵都受到了巨大的折磨，他才明白这个世界也是有坏人的。好在曹太后当年就曾听仁宗皇帝说过，苏轼兄弟是有宰相之才的，仁宗当年回宫说的“我今天为子孙物色了两个宰相”这句话她还记忆犹新，所以曹太后出面干涉了，她要神宗皇帝亲自过问此案。而杭州、湖州一带的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户户求神拜佛，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灾难。
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出面，将苏轼贬了官职就此了事。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苏东坡从纪检监察部门的御史台监狱（乌台）里捡了条命逃出来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黄州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 距离汉口大约六十里。他宿舍就在长江边上，“风涛烟雨，晓夕百变”，他记录的是大自然的阴晴变化，更多的恐怕是他心里的写照。 说来搞笑，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被抓进御史台监狱关了4 个月只是因为他写的几句诗，大宋朝的纪检干部抓住把柄大兴文字狱要他交代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搞得苏老师生不如死，到了黄州后一度也神经紧张，杜门不出，连笔砚都不敢碰。
因为是被贬谪，他的生活也十分拮据，自己给自己规定，日用不得超出 150钱，每个月初就把4500钱的工资分成30份，挂在屋梁上，每天用叉子叉下一份来用，然后就把叉子收起来藏好，免得违反规定超额消费。当天用不完的， 则用一个大竹筒装起来，以备宾客来时请客之用。一个大文豪，搞得如此斤斤计较会当家，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吧。 经过了乌台诗案，苏轼终于大彻大悟，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宋朝失去了一位宰相之才，而人间保全了一位真性情的诗人。
要说中国古代的文人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年少读书时多半信奉儒家思想，有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是真的进入仕途后，繁杂的公务、官场的腐败、 权奸的当道都会让他们萌生退意，尤其是在仕途不顺利、被贬官遭放逐之后， 隐退的想法就更加明显，他们多半开始信奉佛教和道教了，开始淡泊起来，开始学会装糊涂。苏东坡当然也不例外。不但佛教、道教的思想对他有影响，事实上他本人也称得上是一个佛学家。苏东坡天真地认为自己的前世应该是某位寺庙的高僧， 这种想法其实也包含了他对人生的达观的认识。
这位大诗人一生确实与许多的高僧大德结下了友谊，而他同镇江金山寺高僧佛印的交往更是成为文坛的佳话。 在镇江金山寺里，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玉带，这种玉带在古代也就是官员们用来束系官服的皮带。据说这条玉带就是苏东坡留下的。当年，苏东坡来金山寺探望佛印，佛印跟他用禅宗的习惯来斗嘴辩机锋。佛印说：“此处连坐的椅子都没有，你来干什么？”苏东坡笑着说：“那我就暂借佛印和尚的身体来当椅子坐。”佛印就说：“我四大皆空，连身体也是虚空的假象，你又坐哪里了？” 苏东坡一时语塞，答不上来了。于是，按两人既定的输赢规则，苏东坡就只好将玉腰带送给了佛印，佛印则回赠东坡一件衲衣。苏轼有一首诗：“病骨难堪 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将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题咏的就是这件事。
佛印跟苏东坡的交情是很深厚的，苏东坡喜欢吃猪肉，佛印常常烧好猪肉款待这位好朋友。有一次，烧好的猪肉也许是太香了，却被人家给偷吃了，佛印为此还作了一首诗，《坚瓠集》里记录了，其中两句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在用的：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其实，苏东坡的一生就是采集百花酿成的一罐蜂蜜。从前的中国文人信奉一句名言，叫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意思是说人在得志的时候要造福天下人，而在不得志的时候则要洁身自好，修身养性。苏轼不仅是这句名言的践行者，而且他的思想还融汇了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的思想，成为三教合一的集大成者。
当官得志的时候，他勤政为民， 造福一方，努力践行儒家传统的入世思想；在生活追求中，他又亲近自然，无欲则刚，奉行道家的无为哲学；而在受挫折、不得志的时候，则以佛家出世的 眼光对变化无常的人生，采取一种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由于他能 从容地将三者融会贯通，所以，他的文化建树自然也不是其他人可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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