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做人

写作与做人

        【深圳】何良

一、历史意识与本真立场

作家，是一个具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人。他面对喧嚣的现世，脑海里不时会激荡着历史的潮声，心中会铭记久远的历史。不论任何时候，作家都会在自觉地增强自己的历史意识，会在需要的时候自觉承担阐述历史和评说历史的重任，尤其是曾经亲历历史的作家，他会对历史情有独钟同时更是心存敬畏，他甚至会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充当社会的良心，这种良心不是别的，就是记忆历史还原历史本真的良知，他会在本着社会良知去激情记述历史，同时还会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去体验生活，以坦荡豁达的心态去憧憬未来。这就是作家的历史意识与本真立场。

对于“历史问题”，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立场将有不同的解读。对历史生态现状的评说，多年来约有几个基点：一、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绝不是虚无主义的；二、世世代代的绝大部分史学家是有担当有良知的。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和演绎是严肃、认真和负责任的；三、在历史发展现实中，历史的话语权常常不在于史学家们的手中。很多时候，史学家甚至也迫不得已要当政治附庸。历史为政治服务，也是真理。正因为此，才在“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和“历史遇到政治”后，出现了“谁强奸了历史”等话题……

历史被戏说被演义，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需要，其实也是百姓娱乐生活的需要。但是，由于本真的历史一旦不真正是或不仅仅是史学家在解读了，而可能是政客在利用历史或篡改，这那么这种本来不应成为常态的基本常态，便使历史的真实解读出现了非常态的窘境。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们常说的历史观或“指导思想”应是本真的，从历史意识、立场到良知都应该是本真的。诚然，这种历史立场的本真当然不影响作家对历史创作或演绎。一个作家，在对历史演绎中应该扮演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角色。

于是，对于历史，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历史观，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狭隘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完全赞成“一部当代史就是过往史”的说法，否则本真历史被盲目夸大其借鉴功能，那么被误读便有理有据了。历史往往有不少惊人相似的时候，但历史的相似毕竟是相对的，发展的历史是绝对的。若我们发展地去看待历史，其过程既跌宕起伏、螺旋式发展，又常常在峰回路转之中风光无限、多姿多彩；而若我们静止而实用地去看历史，历史的过程则苍白虚无、简单重复、停滞不前。这样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肯定不是历史的本真，更可能是误读、篡改或歪曲了历史的本真。所以，亲历历史的人们，需要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尤其是幸运活到“后世”或活在当代并对解说历史有话语权的人们。

作家的先知先觉，或许就表现在他能够通过文学这一独特的记述形式和表达方式，有担当有良知地解读和演绎历史。当然，作家的这种坚守和担当，若在一种不开明的时代中常常会遭到非议、指责、迫害，甚至灭顶之灾……这一点，历史已有太多“前车之鉴”，但作家之为作家，就在于他的这种固执和“顽愚”，就在于他在“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的古训中，“狂妄地”选择了“圣人”。

正如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关于评说历史，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矛盾和难堪之中。表面看来，我们评说历史，是通过对历史的评说来借鉴与解救现在和未来，但实质上历史评说的过程一直都是争论的过程。自古以来，人们对历史一直都是不断解读、不断思考和不断记述的，当然也免不了不断误读甚至不断篡改。关于一部历史往往就是一部斗争史，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是指历史发展过程，我们这里指的是对历史的评说、解读历史也是无休止争论的历史。由是，与其说我们是在解读历史和记述历史，不如说我们是在争论历史。历史虽然经过世世代代的延绵衍播，但历史却几乎从来无定版本没有定式（当然这是相对来说的），谁敢说历史有绝对的定论呢？没有。最起码是很多历史都没有、甚至不可能有。

但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时间与存在”的“动态”范畴。对历史的某种结论肯定和基本认同，我们既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又要考量历史研究过程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不可忽视历史研究的政治背景。一般来说，即使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多多少少会受时代政治背景的影响，于是历史研究的成果也就可能程度不同地难以避免受到时代政治背景的影响。于是，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无休止的争论便永远也无法结束。因此，谁又能说谁的成果不是建立于对历史的无休止的争论和斗争之中呢？。更何况不少历史惟其经过争论才有更真实而中肯的结论。

历史运用于现实政治生活，这是常态。历史为什么总是在争论不休，因为现实社会尤其是政治生活需要它，也正由于历史被广泛运用于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生活之中，历史才焕发出时代的异彩，才闪烁着璀璨绚丽的光芒。当然，历史有本真的历史也有被演义了的历史，它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供现实借鉴和为时代服务。也有一种历史让我“心存敬畏”，那就是被政治家激情而浪漫地甚至激进地运用于现实政治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命运便很可能将变成非原本意义上的历史，即可能成为了政治的演义史。在历史上的任很多政治变革中，历史的现世解读都难免被烙上政治的印记，这就是政治时代之于历史的命运。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百年风雨飘摇中，其实曾经尝尽了这种历史命运的折磨和蹂躏。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上成千上万史学家们对历史的极负责任的学术良知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我们更不能否定史学先辈们对历史的辛勤记述、激情演绎和潜心研究的成果，我们尤其不可忘记世世代代把历史作为真正意义的历史来研究的史学者们及其研究成果。因此，作家之于历史，需要一种良知坚守，更需要一种本真立场。

二、人格塑造与悲悯情怀

健全的人格之于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说，社会成员的人格之于社会更是不可或缺。作为社会人若缺乏健全的人格，我们最后所要企求的便只有对社会秩序的渴望了。

在人格问题上，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将激情和纪律熔铸成自身人格，他在对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叙述时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前提应具备三种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眼光。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作家所应培养的人格素质。

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秩序熔铸的。社会无序，客观上对于社会人的人格将造成缺陷和不健全。而人格的缺陷和不健全又将更加加剧社会秩序的失序、无序甚至混乱。因此，社会生活的最完美的形式应是有秩序的社会生态。

美国学者巴里斯马特认为：“秩序，是一项任务，更是一种实践，同时也是对生活状态的反省、维持和培育，这种理念是现代性所内在固有的，对现代秩序的追求，是‘不可能中最不可能的，最必要中最必要的事物’……”可见，建立秩序、维持秩序，是每一个社会人的责任和义务。一个作家，他必须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明确自己的一种社会学立场，这种立场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促进社会健全人格和维护秩序，影响社会追求和谐。我以为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社会学良知。

关于作家的社会人格，我主张坚守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那片坦荡、忧患和担当。这应该成为作家孜孜不倦坚守的一片“绿洲”，在这片绿洲上，我们用文学精神播种着社会和谐的理想和追求。

康德曾就人格问题，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种成熟的人格，即“把激情、冷静和眼光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这样才能在面对“像铁一样冰冷黑暗极地长夜”时，既不屈服于各种伪神的诱惑，也不听命于怨恨或政治冷漠的支配......在这里，文学的“人学”功能彰显其中。

诚然，我们无法企求绝对完美的社会人格。因为那样将使自己陷入一种浪漫主义或个人崇拜的怪圈。但是，我们不能轻视社会人格的建立，不能轻视作品中关于人格的塑造，更不能轻蔑或诋毁健全人格，因为社会如果没有了健全的人格，那么社会秩序的底线就将被冲破……所以，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自己塑造健全人格，通过作品将文学的人文意识、悲悯情怀和普世价值惠及社会普罗大众。

三、自由理念与道德操守

自由是一种精神放牧，是一种心灵开放。

就艺术创作而言，我主张自由的精神放牧。艺术要追求的是一种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自由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实实在在的精神放牧，但自由又是抽象的，对作家来说它是一种境界，海阔天空的心态，驰骋无疆的思想，放荡不羁的激情……当然，自由也是有一定前提和限度的。

什么是自由？从广义来说，权力就是自由。

然而，权力既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实际上对权力者是一种剥夺，即你的权力剥夺了你的自由。所以，权力的自由是一种被约束、被剥夺的自由。

从权力社会学的角度上说，任何权力都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桎梏。这种桎梏绝不是权利文化的悖谬，而是一种权力与自由的守恒定律。人的自由本来就是被人类自己剥夺了的，更何况权力。权力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于是成为自己自由的杀手。

从政治角度上说，权力又是一种自由，那是人类给予自己一种别样的自由。这种所谓别样的自由绝不是无边的自由，如果权力者以为自己的权力是无边的自由，那么他的权力观是被扭曲的，是错误的，当然也说明他自己驾驭权力的命运已经走到尽头了。为什么总有人将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为什么总是有人拿权力的光环来炫耀自己的“成功”呢？为什么总会有人用权力去编织更大的权力保护伞来掩盖自己的丑陋和罪恶呢？为什么总是有人以权力的侥幸拥有来践踏正义和本真呢？因为他被权力和权利吞噬了，他陷入了权力无边的怪圈。他错误而变态地理解了权力与自由的守恒定律，他误解了权力自由与约束、权力自由与权力剥夺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权力使人变得愚蠢，权力让人体验悲哀。

一个作家，很有必要对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有适当了解，这种了解，有利于自己树立正确的自由理念和道德操守，对于文学作品创作具有很重要的帮助。

读书与写作本来是很个人的行为。但它却绝不是可以任性的个人行为。一个作家，适度地管好自己的嘴和笔是一个十分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尽管我们有时也会放荡不羁，甚至会有限度地触犯一些清规戒律和突破某些正统的“约定俗成”。但放荡的“深浅”和“轻重”是文学的社会学尺度。在场主义散文创作常常会苦恼于如何与维护社会秩序适度地保持最饱和的平衡，如何控制在一种相对恒定的思想底线上。关于思想灵光的文学表达问题，有人用香港刊物的办刊原则诙谐地界定了一个标准，即“平衡线偏左”。

我常常忏悔自己是一个虚伪的书写者。这种忏悔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常常在激情澎湃之时必须自觉冰镇冷却、在思想放纵之际必须反观有无误踩高压底线，创作的某种压抑之苦无法言喻。这种忏悔的客观根据便是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开放一些走得更快一些，但由于社会某些管理机制和全员素质仍未达到某种预期，所以并不是我们想到的改革都可以立马进行改革，这无疑是痛苦和矛盾的。所以说思想无疆是容易的，但表达无疆的思想则是很难的。因此，作家会比人家活得更累更艰难些。

四、精神坚守与个性创作

从艺术的角度说文学，在极少数作者看来，那仅仅是或者纯粹是单纯讲故事的形式或职业而已。这样来理解文学，其意义十分狭隘，狭隘到文学是讲故事的艺术，文学作品成果或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小说。在当前文学界，有很多没有多少文学阅读经历和基本写作技能都没学好的人，往往一动笔便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哪样事情或工作能比号称为文学的更有其张力和弹性。“全面阅读”具有普世意义无可厚非，但“全民写作”的夸张却让人不知如何认知或界定，若是鼓励或戏说网络时代信息写作的轰炸性效应那无可非议，但若从提高文学创作素质，培养文学创作队伍的角度来提出“全民写作”，即若我们利用某种权威资源和行政力，把“全民写作”作为一个基金项目，通过全社会运作来实现一个所谓文学创作目标的话，那就很值得商榷了。不过，一句夸张的“全民写作”，使文学已经具有超强的表现形式和“普世价值”了。你看，那些低俗不堪的小故事用三教九流的语言串起来便成为作家的“宏大叙事”了；那些没有思想内涵、没有任何文学意味的花前月下的无病呻吟，便成为普世美文了。那些连现实主义的写实价值都谈不上的庸常生活琐事的文字陈述，便成为心灵鸡汤和故事范本了。文学，已经宽泛到超乎生活现实和一般的精神层面了，它也不是传统的文学理念、审美向度和价值伦理所能够解构、包容和囊括得了的了。

我并不是主张无故事小说。毛姆就曾经说过，“把小说家仅仅看作故事员是对他的轻视和侮辱，但小说家要讲故事仍是事实”，毛姆在论述这一观点时，延伸下去便推论出这样的一个功能：通过讲故事——提供一种对生活的批判——间接地成为道德家的教化。可见，我们不能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更不能纯粹地拿讲故事来演绎文学……

为什么那一本本称之为小说的“小说”，我们总是读不下去？为什么有的文学名家会说他一般不看中国小说、或说一般只看死人（已作古的作家）的小说？因为在我们的周围，常常喧嚣着一些浮躁而又狂妄的“文学达人”，他们在玩文学，这在城市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你可以只看死人的作品，你可以不看人家的“作品”，但你可不能随意评判人家不是在搞文学。你可以在心灵深处哀呼文学精神堕落，但你不可以否定人家作品的社会价值，也许人家的文学作品更有普世价值。

作家，是很个性化的职业或角色，你只要从自己个体去自觉提高基本素养，坚守本分，严谨治学，本真创作。一言以蔽之：让作品说话。

五、灵魂拷问与自我救赎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氛围也许比我们幻想或奢望的要恶劣得多，而环境越恶劣，人格和灵魂，便越面临着拷问。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要努力保持自己的人格自觉和道德自觉。

世界之浩瀚，人类之渺小，世界的事由不得你。自古来说，如果处在一个封建专制和社会失序的环境中，那么任何所谓理性幻想都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的幻想或选择无法拯救什么，因为你在制度和环境面前同样也是渺小的。

受制于人的人，肉身是跪着的。然而，即使是跪着，也“人各有志”，其心各异。有的人身体跪着，便心志不再，意志堕落，灵魂也是跪着的。有的人身体跪着，但心志不变，意志尤坚，灵魂永远是站着的。当然，你可以选择在一个静静的角落，违心地向有些奴才和“旗手”招手，并发出内心的微笑；你也可以选择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周而复始地推石上山，借以嘲笑诸神的永罚……结论起码有两个：或你沉沦了堕落了！或你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了一种自觉，从而自我救赎并拯救了自己！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宇宙上，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宇宙。对于现实的理性判断和世俗认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大宇宙和小宇宙中的生存质量。因此，自我救赎、自我拯救，实际上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首先，要增强精神自信、坚持思想独立，重塑一种独立人格和健康心态。其次，要加强心理预警，培养自己能够承受全部希望破灭的“挫折感”。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意义》中有一句话让我无法忘怀：“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这句话，我以为足以让人受用终生的。

（2017年6月28日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