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十年穷，我获得了更多的精神食粮。我妈说:你穿了十年补丁裤。我回答:还有五年穿着开裆裤。
在我印象里，那10年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基本上都是空的:北风呼啸里，我穿着破棉袄，裹着老棉裤，里面没有衬衣衬裤，连裤衩也没有，因为穷，穿不起；一天三顿顿稀粥，两三泡尿一撒，肚子就瘪了。
但那时候我感觉是幸福的，心里满满都是美好的幻想。
老师说，再过30年，就是小康社会了，就能住进高楼大厦了，想吃啥就能吃到啥了。
于是我想，30年后我就成小老头了，我得娶婆娘了，得有几个光腚的、和我一个模样的小人儿做我的儿女了。
我妈说，你别听老师瞎说，什么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就是不吃粗粮了，都吃大白馒头大肉包子啊？还得吃糠的，吃糠的社会才能叫小康社会。
我妈除了钱，斗大字不识。她经常审问我爸，让我爸把他的相好的小老婆马娘娘交出来。
马娘娘是朱元璋老婆，我爸怎么会和七百多年前的马娘娘成了相好？大概都是说书的丁大瞎子瞎掰的。
30年后的小康社会给我贫困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遐想和希望。尽管当时我们一家还住在四面透风的茅草房里，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老师的话让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在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我练就了独门绝技:观天象。那些日子，无论寒暑，不论白昼，我都喜欢抬头看天:看天上风云变幻，看月圆月缺，看姜太公钓鱼，看织女星流泪，看北斗星指明方向，看天狗星如何吞食日月。
不客气地说，我能根据天上的云彩稀薄和颜色看出何时下雨；我可以根据日晕和月晕判断第二天何时刮风何时下雨，准确率能达到70%以上。
村里就有人说我是神童，我知道，那只不过是孤独惹的祸，看得多罢了，与神童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戴上神童的帽子，我便感觉自己很幸福。
洪泽湖有一个延伸的小湖，当地人叫它成子湖。成子湖有个美丽的传说，它的故事美丽了一代又一代听故事的人。
传说有个小伙子和自己的媳妇、瞎眼的老妈相依为命。那年洪水，媳妇和瞎眼老妈不幸被洪水冲走。
小伙子就将老妈救起，放在家里唯一的木桶中，让它在水中逐渐漂向远方。自己回头去救媳妇，再也没有回来。
瞎眼老妈得救了，她的儿子儿媳却被淹死了。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孝顺的儿子儿媳，就将这个湖起名为成子湖。
六岁那年，洪泽湖一带发了一场大水。大雨连续下了七天七夜，收上来的麦子、玉米都发芽了，来不及脱粒的麦子堆在一起，发出浓烈的霉味。
一连十几天，我们都无法上学，柴草都是湿的，无法生火做饭。我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饿着肚子陪县乡干部下来慰问，我们从他们有气无力的话语和摇摇晃晃的步态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干部们给我们每家分发了两袋饼干，干部们咽着口水看我们狼吞虎咽，开心地笑了。
我从他们开心的笑容里看到了新的希望，那饼干是我吃到的最好最香的饼干，干部们的笑容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笑容，从他们的笑容里，我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1976年秋天，从北京传来“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关于“四人帮”的漫画和“四人帮”的罪恶行径的标语口号，贴满了整个村庄，甚至通往田野两边的树干上也贴满了标语口号。
那年，农村学校推行几年的开卷考试也被禁止，整个教育界迎来了新的春天。
那一年，人们披红挂绿，载歌载舞，欢呼胜利。
那一年，我穿上了新衣裳、新鞋子，还特意剃了个小分头，到主席台上领奖，领回了一张大奖状，奖状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我被评为“三好学生”。
那张奖状被我母亲张贴到土坯墙上，有人来家串门，她都会炫耀一番。
又过三年，北京再传喜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和下放户可以迁回原籍，我家也在回城名单之列。
那一年秋天，我们坐着手扶拖拉机回城。全生产队的人都来送行。
许多人躲在人群里哭了，特别是我的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童靴们哭得更如厉害，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生离死别，这只不过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我，一定会回来的。
40年后，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那里早已物是人非。但是童年的那些记忆依然生动在我的脑海里。
真的，我的幸福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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