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姑

作者: 淡水浅唱 | 来源:发表于2021-08-02 07:26 被阅读0次

    01

    虫儿九岁那年冬天,爹把她送到倒口湾一户姓彭的人家做了童养媳。

    爹走后,虫儿抱着爹留下的半旧包裹,靠在芦苇壁子根儿眼泪直流。这时,一个瘦高个女人眨巴着眼睛,摸着她的细辫子说道:“长虱子不?什么名儿不好叫,非得叫虫儿……从今儿起就叫虫姑了”

    虫儿不能说假话,也不敢说真话,她的脑壳上是藏着一些小爬爬虫的。它们悄悄地躲在头发林里,有时还在她脑壳上打架。虱子一打架就特别痒,虫儿就用手按着痒的地方,跑去找妈或者两个姐姐。她们丢下手中的活,在她头上扒拉扒拉,很快就能捉到两个或者几个黑黑的小虫子来。再用两只大拇指壳一挤,就听一声细得不能再细的脆响,虱子吐出一丁点暗红的血来,像颗瘪了肚子的黑芝麻不动弹了。

    说话的是虫儿未来的婆婆,那时还不到四十岁。她的眼睛却是半瞎的,俗称睁眼瞎。但她那天却看见虫儿裹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她眨巴眨巴眼睛,撇着嘴儿说姑儿家连脚都没有缠好就送人了,难怪你姆妈没脸来送你。

    虫姑的男人比他大三岁,个子比她高半个头,瘦瘦精精的。他每天早起摇头晃脑地读几句孔乙己的书,下午到隔壁家去看大人们打上大人(花纸牌)。有空时就帮助爹用石磨子把糯米磨成沉浆,田里的活计他是从来不伸手的。

    婆婆把么儿子看得金贵。在虫姑十三四岁和他“圆房”的头几天,婆婆每天早晨都打一碗袱汁酒煮鸡蛋,放在房门口的凳子上,等他打开门撒完尿吃了补养身子。而每当这个时候,虫姑就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闻一闻袱汁酒的清香,她吞着口水,一边伸手穿衣裳准备起床,一边红着眼圈想自己的爹娘。

    (虫姑小时候一定也有这么可爱)

    02

    虫姑十六岁不到就开胎生了个儿子,她的奶水像袱汁酒一样浓稠得化都化不开。娃儿长到半岁,长得肥肥肌肌的像称砣一样沉手。

    一天半夜里,虫姑披衣起床端孩子屎尿,哪知那小东西迷迷糊糊地歪着头睡着了。虫姑手臂举得酸酸疼疼的,眼皮子也抬不起,只听“咕咚”一声,孩子掉尿盆里了。

    男子从床上跳下来,举起他宽大的巴掌照着虫姑脸鼻子就是一嘴巴。虫姑感觉眼前火星子一冒,脑壳里的血就从鼻孔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挂在嘴角边。她委屈地张嘴大声哭叫,婆婆被哭醒,她的吼骂声从另外的房里传了出来:“又怎么啦?幺儿,你胯巴里长的是条虫子么?就由着她半夜里嚎丧哩!”

    幺儿听出了她妈的弦外之音,他起身把啼哭的儿子从屎尿盆里捞起来,照着虫姑的肩膀狠狠地踹一脚。

    这一夜,笼子里的公鸡很早就尖着嗓子打鸣了,隔壁家刚下了崽的母狗也嗷嗷地吠个不停,虫姑顺手拿一块尿布揩了揩鼻子里的血,便歪在冰冷的地上哭着睡着了。

    日头从倒口湾东头的黑树林里升起,一眨眼就掉到西边张兜子门口的水塘里。虫姑每天在大门口的木跳板上淘糯米洗野花,等太阳收干了水气,公公婆婆就用它们去酿酒,做酒曲子。

    从倒口湾到草市南头方园几十里,就没有哪家酿的酒比彭老么家的更醇厚更香甜!有人就说了,他们家的虫姑儿长得多水灵啊,眼眉儿黑亮亮,脸巴子像抹了胭脂的。她每天早晨到野地里摘的狗尾巴草,细米菜花,还有枸杞果,那花儿都湿漉漉的还带着露水呢!

    虫姑二十六岁那年,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她就挺着大肚子、挎着篮子去草市街头卖酒曲子;晚上回来刚扒了两口饭,肚子就一阵赶一阵地疼了起来。在接生婆的诱导声中,虫姑撇开双腿生下了第四个娃儿。前面的三个男娃儿有一个打了丢手,生的这个又是带小鸡儿的。

    那些年可真不太平,武汉长沙年年打仗,死伤无数人。后来日本老东也顺着长江坐船下来了。他们在沙市小小的码头放火抢东西奸女人,国军干不过他们,只好边败退边抓壮丁。到了秋天天凉了,彭幺儿挑着两个酒坛子去卖酒时,被几个兵爷抓了壮丁。虫姑抱着几个月的奶巴子,坐在大门口的门坎上、望着路过的队伍哭得好伤心。

    男人一去无影踪,到了他离家的第三年,家里常常吃上顿没下顿。两个大一点的儿子都先后害热病死掉了,只剩下三岁多的豆芽儿。豆芽也病怏怏的,一天到晚趴在爷爷背上哼哼叽叽,爷爷只好背着他在村子里满到处走。

    不远处的长江边天天打仗,种田人像小老鼠一样躲在家里保全性命,田里长不出稻谷糯米来,老彭家的烟筒里很多天也飘不出带酒香的炊烟了。

    (奶奶,母亲和我)

    03

    这年年底,村口来了十几个当兵的,他们穿着黄棉袄说是正规的国家军,正在沙市盐卡子干仗呢!这次他们下来地方上筹集一些粮食和门板,用来充饥挡寒抬死尸和伤员。

    兵爷们背着枪,看到哪家的门板结实就三下五除地卸下来。到了虫姑家,一个瘦高个兵爷歪歪嘴,几个当兵的吆喝着要动手了。瞎婆婆见来人个个背着长杆子枪,搂着豆芽儿的细脖子,躲在墙旮旯吓得像筛糠似的。爹爹刚张开嘴,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人捶了一枪托。

    虫姑从里屋走出来,她张开两手臂,叉开两腿杵在大门口,大声说道:“这几个大哥,不能下门板!我男人三年前被兵爷绑……征走了。说来,还是跟你们吃一口大锅里的饭呢!……没有大门,北风雪纤子灌进来,我们这一家怕是熬不到明年菜花黄。”说完,瞪着两只圆溜溜的眼睛怒视着当兵的。

    有个牛高马大的兵爷走过来掀了虫姑一把,说你是军属就更应该支持队伍,起开,就你家这块门板厚实一些,下门!

    虫姑黑红着脸,后退一步紧紧地用身子贴着门板上说:“哪个要下门,我就撞死在他跟前!”

    婆婆拐着小脚拄着细竹竿,战战兢兢地从里屋走了过来。她一来就跪在那壮汉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开了:“我儿媳妇才二十九岁,你们绑走了她的男匠,现在又要下堂屋的大门,要是下了门,你要她一个寡妇夜里如何睡得安生?……村里有五六条老光棍,湖里的大船上半夜里常下来土匪,娃儿们,积点阴德吧!”

    有几个当兵听了,竟嘻皮邪脸地坏笑起来。

    正好有一个腰间挎短枪的头儿模样的兵爷走了过来,当兵的都叫他班长。他问虫姑你男人叫什么名?走了有几年了?现在家里还有几口人?

    虫姑放声大哭,说男人走时是三个儿娃子,现在只剩一个了。

    婆媳俩这一跪一哭,兵爷们就耷拉脑壳不出声了。虫姑趁机把婆婆拉起来说:妈,我们家不是还有一只大肥鹅吗?柴禾渣堆里是不是还有一坛酒?等会儿让爹把鹅杀了,我去地里刨几个土豆蛋儿。扛枪的大哥们也不容易,哪个不是爹妈养的,哪个没得兄弟姐妹?

    兵爷们听说有酒有鹅,便卸下枪,到屋里坐的坐站的站,一个个伸长脖子呑着口水等着大吃一顿。班长见婆婆眼睛不灵光,伸手捏一把虫姑的胸脯说,小寡妇,长得蛮好看的,嘴巴好利巴(厉害)!

    “难得大哥菩萨心情,等会我单独陪你喝一杯噢!”虫姑用力推开他的手,柔声回答。

    趁当兵的狼吞虎咽地吃肉喝酒之时,虫姑解下围腰,抱着豆芽儿走到班长身旁。她单独先敬他一口酒,又举碗敬兵爷们,她问他们的老家都是哪儿哒,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呢?

    虫姑和兵爷们吃喝说笑了一阵子,就向他们求情说可不可以不下门板?我们这家家户户大门口的水塘里都有木跳板,还有床铺板,我这就通知大家伙儿拆的拆,砍的砍,然后抬到我门口来,说不定还能捉两三只鸡鸭给兄弟们带回去哩!

    班长听了,呷口酒,直着两眼点点头,然后用筷子捞一块大鹅肉递给豆芽儿。豆芽儿用小手拿着鹅肉,啃得满嘴流油。

    虫姑放下碗,转身告诉爹要家家户户准备好木板和水跳,然后抬到我们大门口来。

    寒冬腊月,北风像刀口一样锋利,倒口湾的老少爷们都搬的搬扛的扛,不一会就筹集了一些木板。等兵爷们赶着马车走了,好多人家的婶娘婆婆都挤到彭家来道谢。有个小媳妇还送来了几个鸡蛋和一把咸菜。

    婆婆心里却气鼓鼓的,她心疼被杀掉的鹅,又惋惜那藏了几年留给儿子的半坛子酒,她越想越不服气,就戳着细竹竿嘟嘟囔囔地骂。骂虫姑脸皮子厚,挤过去跟兵爷们喝酒说话,被坏男人摸摸捏捏,得亏是麻布棉花隔得厚,要是单衣薄裳,胸前的两坨肉都给人揪青了!……你以为我真看不见吗?嘁!

    虫姑听了,忍不住笑着申辩几句。婆婆听见她笑,跺着脚举起竹竿朝她扫过来:笑,你还笑!亏得你这背时的烂妮子还笑得出口!一看到男人,你眼眉儿就活泛了心眼就亮敞了。……你给我听好了,今后凡是遇到当兵扛枪的,你先跑进屋在脸上抹一把锅灰烟子,再低着脑壳装哑巴,听见没的?

    虫姑多机灵呵,她跳过了婆婆横扫过来的竹竿,唔唔啊啊地点头称是,装得跟哑巴没两样。趁着婆婆眨巴眼的功夫,她伸出长长的红舌头在嘴巴外凉一凉,然后斜乜着眼剜婆婆一眼,就急慌慌地回屋里去换了条棉裤。

    (我奶奶曾是倒口湾的女英雄)

    04

    第二年四五月里,豆芽儿爷爷到西头张兜子水塘里去打吊杆挖野藕,不晓得是腿抽筋还是水太深,他浮出水里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

    婆婆呼天抢地地拍打着塘埂上的稀泥巴,嘴里顺带着喊着早已死去的两个孙子和被抓壮丁的儿子,她哭着山摇地动哭得死去活来,天道有眼,不一会也跟着落下泪来。

    虫姑借钱葬了爹爹,她每天天不亮就沿着长湖提坡去挖野菜摘野花,可瞎眼的婆婆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甘甜醇香的酒曲子了。人们背后头说是她眼泪水不小心掉洋瓷盆子里了,那酒曲子还甜得了?

    又过了一年,到了扯稗子割谷子的季节,虫姑从田里忙了一阵回来,她和豆芽儿刚端着一碗荞麦糊糊往嘴里扒,从外面走来一个衣杉褴褛低头弯腰的乞丐来。虫姑放下筷子,用锅铲刮了锅底、又把自己碗里的拔一点来递给他。那人不着急吃,他低着头瘸着一条腿、撩开布帘在家里走了一圈,突然开口说话了:“我老子娘呢?老大和老二去哪儿了?”

    虫姑听了,浑身一哆嗦,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要饭的人见她呆头痴脑地不说话,伸手朝着她的脸就是一巴掌。虫姑被打得眼冒金星,一种久违的钻心的疼痛迅速弥漫到心肝尖儿上。

    是他,是幺儿回来了。他甩过来的巴掌从来就是这样又准又响又快,你想躲都躲不掉。虫姑捂着脸,怯生生地盯着面前的男人看了又看,突然她抱住他的腿放声大哭:“你还晓得摸回家呀?爹是在张兜子水塘淹死的,几个月后妈的眼睛就全哭瞎了。她挨黑儿去茅缸里屙屎,一脚踏虚了,拉起来后在床上瘫了半个月,就……老大打摆子病死的,老二是……”

    “你个背时的婆娘,你倒活得好好的!……妈,幺儿回来了。爹,我的腿子被炮弹炸飞了一块肉,我抹一把血在脸上装死才拣了一条命……”男人软软地歪倒在芦苇壁子旁,哭着喊着捶打着自己的心窝子,头发像一团枯稻草似的又脏又乱地掩了他的大半个脸。

    幺儿回来后的第二年,虫姑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没多久,六岁的豆芽儿出痘子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后在他爹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四个儿子死得一个也不剩,眼看着老彭家的烟火可就要断了,虫姑嘴上不说心里却有数的很。即使挨了男人的打骂,她也咬牙忍着,半夜里好生生地伺候着他,只希望还能生出一个儿子来。

    到了四七年春上,虫姑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男人叹口气,给她取名叫三秀。再后来进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虫姑又给三秀添了两个妹妹。

    三秀十七岁那年在家里招了女婿,次年生下了三四斤重的小猫儿一样女婴,那女婴就是我。

    05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奶奶的脚边,研究她那裹了一半又放开的双脚。那脚杆有点细有点长,拇指之外的几根指头粘在一起,紧紧地挤靠在粗厚的大脚趾旁边。脚面上青筋突暴,脚趾壳子又厚又丑。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奶奶跟我讲起虫姑讲起过去的事情,家里的那条瘦花狗蜷曲在我旁边半听半睡。再后来,我妹妹也趴在奶奶的腿缝里听故事,每次她刚听了一点儿就睡着了。

    也就是那一年,我爷爷又遭了殃,他被几个民兵架走,戴着高帽子挨批斗。过了几天,公社又派来了两个人要调查奶奶,问她早些年是不是杀鸡宰鹅捧出一坛子酒招待国民党的兵?奶奶不敢承认,也不能否定,只好低垂着那张又黄又瘦的苦瓜脸,用手绞着衣角不出声。

    幸好隔壁花白头发的老婆婆和她儿媳妇知道了,她俩围着公社的人抹着鼻涕眼泪,说当年不是虫姑设计谋保住家家户户的门,说不定倒口湾要冻死几个人哩!

    婆媳俩又动员村里的一些老人集合起来,在一张纸上写了文章划了圈儿,派代表交给公社里去。

    那些年,倒口湾的孩子们,也顺应潮流成立了儿童团,团员们削一些竹杆子树棍子系着红绸子,做成红樱枪。我们不仅在路边抓“特务”(夜行人),还假装攻占山头(稻草垛),救老百姓撤退。每天集合时,我们排着队合唱一首歌是:

    虫姑当年二十九

    面对敌人不低头

    又杀鹅来又敬酒

    不要下掉我们的门

    哦哟哟,虫姑是个女英雄

    嗬嗬,倒口湾出了个女英雄

    我回家唱给奶奶听,她听了把我搂在怀里说:“这是哪个写的歌本子?怪好听的……那挎短枪的男人伸手来摸我,我当时吓得一泡尿全都装裤裆里……我是女英雄吗?嘻嘻!”

    过了两天,女英雄拢拢头发扯扯衣服,一个人往公社里去了。当天晚上,被抓走了半个月的爷爷被放了回来。奶奶烧了一大锅水,关了房门给爷爷擦身子洗脚。

    到了八十年代未期,我们家在城中村修建了一栋三层小洋楼,我和妹妹同年结婚,各自住进新楼里。奶奶既不跟我爹妈住旧平房,也不跟弟弟住新楼。自从爷爷走后,她就搬到我们家楼前面的出租屋里去住。

    出租屋上下两层有八个小房间,分别租给一些做小生意和在附近上班的人家。奶奶喜欢跟这些租户住在一起,张家的衣服忘了收,李家的门没锁好……唉哟,这丁点大的娃怎么背这么重的书包?奶奶像楼长一样操心唠叨爱管闲事儿。

    在她小屋子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大一小两只土罐,罐子里常年装满“三匹罐”的凉茶。楼上楼下的住户,过路的买菜的熟人,谁想喝就进屋来,喝了你就走。就连住附近的开电动车踏三轮车的“麻木”(车夫),也从家里拿塑料瓶子灌满我奶奶家的隔夜茶,带上它去做生意拉客人。

    我喝过奶奶的凉茶,微苦中略带甘甜,入喉更觉清凉爽口。

    奶奶小屋里有一个大玻璃的泡菜坛,那坛子里常年泡着苦瓜,球白菜,还有红萝卜,脆洋姜什么的。妹妹有一次撅着嘴巴告诉我说,奶奶的泡菜都肥了别人的肚肠。我前天端碗去捞,里面清汤寡水的连块小萝卜条都没剩下。嘁!

    我笑着说,她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奶奶!

    奶奶八十二岁那年夏天,二楼卖小菜的夫妻不知为什么打起架来。两个家伙正乒乒乓乓砸东西呢,奶奶推门进去劝架,不料一只小板凳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了她的额头。鲜红的血从额头上的头发根儿往外渗,一滴滴地滴到她的衣领上。妈喊上我,连忙拦车把奶奶送进医院。

    那一夜,我像小时候一样趴在她的身边,摩挲她的满头白头和缝针后消毒的伤口,俯在她耳边轻声说:“虫姑,您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以为自己还是二十九岁呀?疼,您就哭出来吧!”

    奶奶听了,立刻有几滴浑浊的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流下来。我刚站起身来取一张纸巾为奶奶擦泪,卖菜的小夫妻推门进来了,他们齐刷刷地跪在我奶奶的病床前,哭得拉都拉不起来。

    虫姑在千禧那年下大雪时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八岁。

    出殡那天清晨,我母亲捧着奶奶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奶奶另外的三个女儿紧随其后。我的儿子和妹妹的儿子分别走在太奶奶的棺材前,他们都有十一、二岁了,戴着重孙子才能佩戴的有红杠的黑袖头,脸上略显悲伤。我弟弟的儿子才四岁多一点,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红棉袄,骑在太奶奶的棺材上东张西望。

    从我们家门前的小巷到街道口几百米长的小路上,站满了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街坊邻居、租户和前来为奶奶送行的人们。有人沿途炸鞭,有人挥手道别,更多人则一直跟在队伍后头,默默地把我奶奶送到殡仪车上。

    那天的大雪像鹅毛一样,雪朵儿轻盈而又晶莹,它被寒冷的北风吹得纷纷扬扬四处飘散。我的奶奶虫姑迈着她那裹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告别了这个寒冷而又温暖的世界,缓缓地走出了我们的视野。

    (虫姑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是在我儿子过十岁生日的酒楼前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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