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的叙事艺术

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时所采用的观察视觉。叙事视角对故事情节的表达产生极大影响，当作者切换叙事视角时，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其所描述的同一事件会存在差异。在莫言的作品《红高粱》里他选择灵活地切换叙事视角和叙述者从而利用复杂文学手法塑造出一群丰满的生长在东北高密乡的人物。

作者谈到将近二十年过去后，他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非常方便。

故事的一开头就是“我”讲述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称谓很好地拉近了读者与叙事世界的距离，而“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提供给故事一个全知的叙事角度。不同于通常的全知视角叙述者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从上帝视角看待整个故事的发生，“我”是一个真实的于故事有联系的人物，作为孙子辈来讲述“爷爷”和“奶奶”的故事。这样的设置对读者产生不一样的冲击力，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富有温度，同时这种口述历史的形式高度契合了《红高粱》浓郁的乡土气息。

由于“我”并没有真实的参与到整个故事中因此“我”和故事真实发生的时间具有一定的时间间距，没有办法传达当时人物的所思所想，叙事的局限性在于不能进行人物的心理描写。而单纯的采用内视角只从戴凤莲、余占鳌的角度叙述故事则不能展示故事的全貌，不利于提供故事背景。例如“我”听到村子的老太婆讲的打油诗“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属于侧面描写，在故事的一开头就高度概括了“我奶奶”“我爷爷”的形象；又或是“我”查阅过县志“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总结了日军残害当地人民的历史事实以及对罗汉大叔这一人物的结局进行了预叙，这些都是纯粹的内视角所不能展现的内容。《红高粱》中出现的多重叙事视角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弥补了各个叙事角度的不足，拉近了叙述历史间距。

不断转换的叙述人称使得作者能够运用不同的人物来进行故事情节的讲述，内视角的叙述角度能够帮助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在描写伏击日本兵的场景时采用的是“我父亲”豆官的角度，读者在读这一条线索时不难发现这一部分的故事风格充满童心童趣。在面对即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争时，豆官看到的是野鸭子在浅水边，想到的是到了该抓螃蟹的时节了。儿童的叙事角度削弱了故事的凝重感，一张一弛，凸显出小说的艺术表现张力，也写出了豆官这一人物的天真无邪，不谙世事。

作者所采用独创性的叙述视角能够很好地对读者产生不一样的冲击力，弥补叙述的历史间距以及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 繁复交叉的叙事视角与乱中有序的叙事时间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创造出《红高粱》独特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