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幢红砖楼,三层,上露台,再登铁梯,可以更上一层。最顶层中间直直的竖一杆风向标,这是气象站的标志。
七十年代,这样的楼独立在田野合围的大杂院里,在满目低矮平房面前,显得孤傲。
夏日炎炎,闷热的屋子里呆不住人,临近傍晚,屋檐刚刚遮住太阳的余晖,各家就纷纷在门口支起小饭桌,稀饭咸小菜,孩子加半个咸鸭蛋。吃不是享受,仅仅是个程序,没有谁在饭桌上流连的,勤快的主妇们又架起竹椅竹凉匾,三个一群五个一党,一边纳鞋底织毛衣,一边东扯西扯。老人们也凑在一起,他们有自己专用的躺椅或藤椅,还有满满一瓷缸茶叶茶。住在井台边的卢司娘还要吸一阵水烟,咕噜噜作响,只有打过仗的陆爹喜欢守着一包油滋滋的花生米,慢慢地喝他的二两五,用伤残的手指划火柴点烟的姿势很特别,被调皮的孩子们嬉笑模仿。三三两两的男人打着赤膊,摇着芭蕉扇,登楼纳凉,孩子们便也跟着一窝蜂地涌上去。
天还没黑,楼顶的水泥地面还没从白天毒辣的炙烤中缓过神,有点烫屁股,不管他,先铺张席子,或摆个小凉匾占地方。几个大人干脆一屁股骑坐在栏杆拐角上,稳稳当当,父亲就是其中最勇敢的人。
最悠闲畅快的纳凉时间就这样开幕了。
一俟天黑,满天星斗,四面的风涌了上来,身下的热气便渐渐散去,蛙声一片,萤火点点。虽处田野,这高处却少有蚊虫,大人小孩各自扎堆,神侃胡聊起来。
我们喜欢躺着望星空,每一次有流星闪过,都会有人惊呼,引得众人寻声而望,又看见繁密的星星中有一颗星在游动,又大叫,大人们便说是人造卫星,然后就谈起国际新闻国家大事,还有杂七杂八的道听途说。
有四五个丫头小子是我的铁杆儿,白天一起抓鱼摸虾,逮蜻蜓掏蜜蜂,捉蚂蚱喂鸡,套知了火烤,晚上,兴致上来时我会讲故事,讲三国故事,讲水浒人物,讲鬼灵精怪,讲奇闻轶事,这些都是我从收音机里贩来的,有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有白天在画儿书摊上刚刚看的情节,还有听大人们讲的毛骨悚然的鬼故事。高楼夜沉,凉风乍起,我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有时添油加酱,特别是讲鬼故事,还要硬着头皮模拟逼真可怕的音效,弄得自己都寒毛竖竖的,吓得两个小女生惊叫连连,下楼时,又惹得大伙儿在幽暗的楼道里大呼小叫一番。
也有宁静的时刻,倚栏而望,远方点点灯火处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街上或村口,夏夜的人们是否也如我们一样,围坐在一起,扇着芭蕉扇,谈天说地。孩子们或追逐打闹,或躺在凉匾里数星星,或在母亲摇动的蒲扇下酣然入梦。
童年没有烦恼,即便有,也会在高高的楼顶上消散了。那是一段遥远的记忆,留存着我太多的梦样的无忧无虑。
后来,我在高楼下隔壁的一间屋里度过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其间,再也没有登楼纳凉。同样的夏夜,门外没有喧闹,躺在床上,伴着电风扇嗡嗡作响。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尔路过那个叫气象站的地方,无意间一瞥,在密密匝匝的高楼洋房中,那幢红砖楼竟然还夹在其中,孤零零的。破旧的楼没有了生机,虽然依旧是红砖,底层却洇出青苔,脏兮兮的,楼顶的栏杆斑驳,风向标不见了,直愣愣一根钢管,露台上乱糟糟堆放着杂物。想必早已无人居住,破门半掩,窗户洞开,墙缝里竟生出草来,我见了,忍不住生出酸楚。
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夜,躲在凉风习习的空调房里,我竟留念起儿时热闹的纳凉场景。可惜,再也回不到逝去的时光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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