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下半年我在一（13）班度过无忧无虑的高一第一学期，2008年上半年的高一第二学期则考进文科的重点班——一八班。后来一八班晋升为二八班。
班主任
八班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是一位留着平头、个子瘦小、眼睛圆圆、双眼皮上戴着一幅圆眼镜的陈老师。他在我们面前几乎不苟言笑，但偶尔也会笑眼盈盈，讲课时总是满含激情。
记得那次班主任找我谈话，提到老哥，说他聪明但有点滑头，特别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也能像老哥一样优秀。
记得一八下学期高考期间，学校为防止高一高二学生替考，要求我们高考前一天下午去一高东校区学习。我去的比较早，当时天下着大雨，未带伞，淋湿了衣服，之后雨停了会儿，人才自然风干。黄昏时分，班主任到达。
正好我和另一个姑娘在走廊上玩耍。老班亲切地问我们：来的路上淋着没？
我耿直地说：淋着了。
姑娘说：没有淋着。
老班和姑娘说：没淋着就好。
然后也特意对我说：多喝热水，别感冒了。
老班在班里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来调动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记得一次讨论，我鼓足勇气向他咨询书上“一个人不能同时踏入一条河流两次”的理解，老师苦口婆心地解释了两遍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一次胃疼得难受，早饭时我借同桌的手机打电话给老妈。老妈火急火燎地乘公交而后又步行，快马加鞭地赶到学校门口，但那时正好赶上第二节的政治上课。同桌告诉我老妈已到门口，建议我赶紧采取行动。我本打算下课再出去，但还是逼着自己从倒数第二排走上讲台，向正在讲课的班主任请了假，打断了他上课，也影响到别人听课，果不其然被他说了一句：“正在上课，不能下课去吗？”。
我说：“老妈在校门口等着呢。”然后坚定地走出了教室。
老妈带着我去了人民医院，看了胃病拿了药。而后，我们走到学校旁边的小超市时，我撒娇让老妈买了袋饼干，而后拎着回去。但正好中午吃饭时间已过，门卫关了铁栅栏门，结果我刚好被拦在外边。碰巧高一（13）班的杨老师经过，替我解了围，并让我进校园。
那一次我的政治考了“89”分，是全年级第一。班主任陈老师拿着我的卷子翻看，还特意公开表扬我十分优秀，说仅仅差一分就能考到90。
还有一次我的历史考了全班第一名，老班颁总分奖和单科奖时，发了我一个口袋本作为奖励。当时教我们数学的白校长也在场，微笑着给了门口第一排的我一个赞许的目光。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级合唱比赛。我们二八班参选的是《黄河大合唱》。老班带着我们排练了无数次，如何入场，怎么站队，怎么演唱，让班长拿着国旗并于“保卫黄河”时放飞，我们同时敬礼，而后在“保卫全中国”时握起拳头在胸前。
音乐交响曲一响，老师就像个指挥员一样，挥动着两臂双手，激情澎湃地指点江山。虽不记得是不是用三重唱的方式演唱，但记得我们唱得热血澎湃，歌声荡气回肠。我是在靠近中间的位置，快结束时，五星红旗飘过头顶。而后，我们把右拳紧紧握在胸前，相机就定格在那个瞬间，并拍成永恒。最后我们拿了二等奖，而且那张照片被编进学校当年的笔记宣传本，每个学生人手一份。
还记得高考后去学校在志愿表上签过字，往回走时，在校园里遇到班主任。他问：考得怎么样？报了什么学校？
我一脸神情凝重地说出了学校名，心里正不开心，不想多说。旁边的刘同学热心地说：我记得你平时的成绩可以上一本，是没发挥好吗？
我沉默着点了点头。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的。想复读就复读。不想复读，就上大学，好好学习一样有发展。
老班注视着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
14年去县玩，途径老一高门口，碰巧遇见过马路的班主任，依旧是以前酷酷的样子，依然一脸严肃的神情。没敢和他说话，就这样静悄悄地看着他走进了校园。
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是平时爱笑说话逗趣的白校长。他虽不怒自威，但平易近人，我们私下都亲切地喊他“老白”。
上课时，声情并茂，张牙舞爪，激情四射。听他的课，就像是看一部喜剧。他那标志性的龅牙，再加上面部表情丰富，真可以说是校园里行走的表情包。有时他的斜刘海长长了，会调皮地挡到眼睛，于是他便用手撩一下。
记得一次数学课上，坐在中间靠走廊的我鼻炎犯了，浓浓的鼻涕一直流个不停。自带的卫生纸早已用完，我又不好意思和别人借，只好低着头用手去清理，没抬头听课。刚好数学老师也发现我没注意听讲，于是就喊了我的名字，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直愣愣地站起来，四面八方传来“7个面”的答案。同桌离我最近，一看见我鼻涕两桶，虽然有点小嫌弃，但还是赶紧塞了一大团卫生纸到我手里。我着急忙慌地说出了听到的答案，老师看到我的窘态后，也让我坐下。当时感觉异常丢人的我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那时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友好和照顾总能让我在那坎坷又未知的人生之路上心生温暖并怀抱希望。
还记得白校长和我们一群学生站在人群里看八班女生和其他班打排球赛。我们班一有好球发出，或者有高难度的球被接住，白校长便像孩子一样欢呼道“好球”。
最近两次见白校长是在2017学年到2018学年间一中的校园内。第一次是开学典礼上，全校师生集合在教学楼的空地前，倾听一高帮扶一中的大会。远远望去，白校长和12年前没什么变化。他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地现场演说，十分接地气，迎得大家的阵阵喝彩。即使在最后以老师宣誓的大会结束时，我还是没敢上前向他说声“老师好！”。直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通向校门口的大路上。
第二次是18学年到19学年学校新盖的综合楼三楼会议室。会议开始后，我迟到了好大会儿，一直没敢进，后来跟着同事走到教室最后。当时最后边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前来为学校拍摄宣传片，我还是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壮着胆子和一高的文友前辈打了招呼，寒暄了几句。
一看到白校长严肃的神情，我便像回到了学生时代的课堂，大气都不敢喘，话也不敢多说。而且总感觉自己混得太差，不好意思上前和老师说话，这一次还是没敢和他打招呼。
老哥和白校长的闺女曾是同学，三年后我和他的侄女是同学。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看到他，就莫名地有一种长辈的亲切感。争取让自己更加优秀吧，以后有机会再见的话，一定要鼓足勇气向白老师问声好。
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是一位小巧清秀、扎一头黑马尾、说话温柔且总带笑意的李老师。她把小组讨论和小老师讲课充分运用到课堂上。
上课讲课文前，先提出问题，让我们小组内成员讨论出答案。并且组间分工明确，哪一组讲词语，哪一组读课文，哪一组讲句子，我记得那次是我们组圈词，并在黑板上写词教词释词并注音。组内成员一致推荐我上台教读词语。
我站在讲台上，老师站在我身边。我拿着教棍点词语，读一遍，同学跟读三遍。
有一位男生有问题举手，站起来说：“那个字的音读是第一声，标的音是却第二声。”
我直接说：“它是一声，可能是小老师写得不太规范，有点斜了。”
语文老师这时笑着把黑板上那个有点翘的音调改成了平平整整的第一声，然后让男生坐下。领读完，她让我回到位上。
有一次是订课外书，我订的是《初中古诗词》，结果最后只剩一本《小学生古诗词》。老师知道后，二话没说，直接把钱退给我。
还有一次是一篇《小草也有春天》的作文写跑题了，老师特意拿着卷子来到我身边并告诉我。点了点题目后，她指出我在文章中提到的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李白案例并不是小草。
还记得一次是考过试，卷子发下来后，老师让我们每一组派一位代表读作文。我的作文刚好是50多分，继续被全组成员推荐。当时这篇文章总觉得评卷老师给的分太高了，我还有点犹豫，解释了一下，但小组全员还是赞成让我读文。老师听了之后，也说：“作文写得不错，但打的分有点高。”。也是这一次作文比赛中我们组输了，于是被罚唱歌，但幸福的是大家共患难，并没有一人指责我。我们一起唱了《和你一样》，虽然偶尔有点跑调，节奏也有点乱，但大家还是将歌唱进行到底。
后来李老师怀孕并生产，语文课由挺着将军肚的中年大叔——经验丰富的杨老师接着教。我听不太懂他说得贼快的普通话。一次语文早自习，老师在窗户外边冲窗户边正背书的我喊了句：“让某某出来”。我听了两遍愣是没明白，还迷迷糊糊地问：“让某某出去干啥。”那个某某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是谁，还好前桌听清了人名，喊她出去了。
有一次小考的作文满分是50分，老师指出只有两位同学的作文拿到45分。我是其中一位，写的是《等待雪归》，我当时用拟人化的手法写雪精灵和冰雪世界。因为时间紧张，再加上灵感乍现，十几分钟写好，但字迹相当潦草，多亏了老师用心品读给了高分。之后作文连带卷子被别人收藏，而其中的内容我也早已忘记。
英语老师起初是那个留着短发乐观爱笑说话有趣的于老师，后来是留着长发扎着低马尾出口成章的卞老师，她们英语课讲得都很好。
历史老师是个特别可爱的人。头发花白但思路清晰，和蔼可亲且精神矍铄。更是教过包括老妈老哥和我等在内众多学校老师的大老师。那时便听学校的老师同学们说杨老师的儿女十分了不起，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后，还在加拿大发展并定居。有出息的儿女想接爸爸出国生活，但杨老师更愿意呆在国内留在学校继续教书育人。听了杨老师的故事，我们的心里对他的敬意更满了。能成为他的学生的确是一种荣幸。后来三四时教我们历史的也是杨老师。
地理老师是个谜一样的人。高高瘦瘦一脸严肃的赵老师有着方方正正的脸和大而双的眼睛，是花痴同桌眼中的大帅叔一枚。地理初中时就是我的软肋，偶尔一次考好便是幸运。我只记得高中学地理时脑子一团浆糊，退步到把初中学的也忘了，当时还把青藏高原的高原山地气候向同桌错讲成了温带大路气候。后来为了学好地理，瞅着课本咬文嚼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扣意思，连书上的成语都在一个劲地问别人，有时甚至把同桌都吓跑了。三四时赵老师也教我们地理。
八班
八班时，前排、中间和后边的座位上都曾有我的身影。我曾和努力学习成绩优异的男生女生坐在一起，曾和成绩与我差不多的女生坐过同桌，也曾和不太爱学习的学生在课上说过话。位置上曾无限靠近学霸区，也曾无比靠近学渣区。而成绩上我就介于这两者之间，曾经有过577分年级前20名的辉煌，也曾有被重点班淘汰而滑落普通班的经历。
虽说八班是四个文科班中唯一的重点班，但当时只有前30名是真正凭借好成绩考进去的。而因为报文科的人少，我侥幸成为其中的最后一名。其他30多名同学则是提前与学校打过招呼的文化生、艺术生或体育生。
曾经即使分数不够，可以花高价进一高；不好好学习，有关系也可以进重点班。但尽管有这种现象存在，学校仍然是世界上相对来说最公平的地方。因为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但在学习上，班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你不好好学习，便不可能有所获。你学习好，即使沉默寡言，老师会重视你，同学们也会多关爱你；你学习不好，但有能力，老师关注你，同学也会尊重你。
曾经的我对高价生还有艺体生有些偏见，总觉得他们是靠着爸妈的钱或关系才进的一高甚至重点班，不好好学习整天混吃混喝，但后来彼此相处久了，也越来越发现他们人其实都挺好。他们中的有些人迷途知返，学习努力，成绩进步飞快；有些人自己虽不努力但还是会听点儿课且不扰乱课堂。现在也愈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生，即使他的心思不在学习上，在教室里耳濡目染也会学进去一点。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给这样的人一个接触学习的机会。
当时的文科班几乎都是文化生、艺术生和体育生混合的模式。之后进入的文科普通班三四也是如此。
我们是文化生大军的一员，从早到晚学习的是知识，当年只有6月参加高考这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失败了，要么将就上个勉强的大学，要么复读再苦战一年。
艺体生文化分的要求虽不高，但他们除了学习文化，还要练习特长。
他们中有学舞蹈的，有学音乐的，有学播音主持的，有学书法的，也有学美术的......首先得参加所报大学的1月份艺术考试，专业课合格之后，再通过高考的文化课，学校最后方能择优录取。
而体育生需参加四月左右所报大学的体育考试，基本项目有100米跑、抛铅球和三级跳远，还有专项（特长）考试之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任选一。然后再过高考文化课。
如果艺考和体考失败的艺体生，还可努力参加高考，和文化生一样考大学。
文化生不是高考的唯一出路，家长还可以结合自己孩子的兴趣和能力来帮助他们选择是否另外需要走体育生或者艺术生的道路。
现在的我觉得无论是以文化生还是艺体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只要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学，那就都是值得尊重的。
高中时呆头呆脑不甚言语的我毕业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学习主动与人说话，学习主动照顾别人，也学习为人处事。在这些年的阅历之后，更是发觉当时的自己就像个机器人似的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别人善意的话语或友好的行动很少有回应，就像微信里收到消息只是看后接收到而并未回复收到。但即便是那样的我，也曾被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用心温柔以待。
无论是真学霸，还是伪学渣，他们都是我的同学。他们大部分都会主动与我说话，会主动照顾我的感受，不会因我的不善言谈而嫌弃，不会因我的表情冷淡而疏远。学生时代，学校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只是再也遇不到待我这么好的你们了。
而每次回忆过去，总能从中体会新的人生，总能获得新的能量，也渐渐地明白了无论是师生之间还是朋友同事间，最好的相处之道便是用真心换真心，而不是计较是谁主动先伸出手，不是去计算到底谁付出地更多，更不是在意谁的缺点毛病多。
现在想想，仅仅以好好学习与否且成绩是否好坏来评判一个人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的想法真的很片面。但同样认为一个教不出好成绩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的想法也很狭隘。
如果说能教出成绩的老师才是好老师，那我自认一直是个听老师话认真学习的好学生，但不是一位能让每位调皮学生都学习且取得好成绩的好老师。
而且无论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又无论是重点班还是普通班，都有人好好学习努力考出好成绩，也有人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老师所能做的便是尽人事听天命，教愿学之人，救能救之人，至于那些执迷不悟之徒只能让他们自己吃苦受难，然后品尝后悔的滋味。这也是社会带给他们的教育。
当然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也未必就是坏学生，只是他们的心思未放在学习上而已，且进入社会也不一定混得差。但到那时，学生时代欠的努力工作时自得加倍补上。就像我们只一心学习的乖学生工作后也要更加努力地学习说话和与人交流。
结束语：
感谢八班这群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你们让我和我的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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