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不一样的部长
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人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继而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市的很多大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他们杀向社会，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揪斗黑帮。红卫兵成为那个时代的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我用我的两只眼睛看到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红卫兵们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我给予更多的是欢呼是雀跃。
一九六六年之暑假终于来到了。那是七月的中旬，北京处在夏季的褥热之中和政治的躁动之中。此时，兴化西里十二幢楼的房子里已经搬进六七成的住家。如果你是细心人，你可以从夏日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各个楼层住户们打开的灯光中看出端倪。因为五十年前的夏天没有空调机没有电视机，人们习惯晚饭后在楼外乘凉。大约到了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间才回家睡觉。所以你数数灯光即可知道搬进来的住家数量。
暑假后的一日早晨，大约八点左右，我出了单元门便发现在不远处的九号楼一单元的门口围了一帮人。好奇心驱使我向那个方向奔了过去。我看见一个彪悍的大汉静静地蹲在人群的中间，四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站在大汉的旁边，一个高个子红卫兵不时地用军用皮带抽打着大汉。询问观战的人群我方才知道，这个大汉是名扬安定门外大街与和平里一带的大流氓，人称关爷。
关爷静静地蹲在那里，任由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抽打在裸露的脊背上，全然没有了过去的嚣张与狂妄。我注意到，关爷的肩膀上流淌着血，而流淌出来的血竟然是黑色的。这个社会上的黑道老大，就这样老老实实地蹲在我们面前，让我不可思议。因为道上混的人特别讲究廉耻之心和荣辱之心。面对警察他们都敢横眉立目。然而在红卫兵的面前，混黑道的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后来我就离开了，我不知道关爷的下场是怎样的。但据说，红卫兵的铁拳让很多黑道人物失去了踪影，估计很多人已经被打入阴间。
我在思索，这些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他们连黑道老大们都敢灭掉？我真的不敢小觑这些个带着红袖章穿着发白的五五式样将校呢的年轻人。
红卫兵们开始出手了。阳翰笙住在兴化西里的十二号楼。当时我并不知道阳翰笙是谁，我见到阳翰笙被批斗是在某天上午在地坛小学的操场，而阳翰笙被押上操场靠南边的一个高一米的领操台上。
阳翰笙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六十多岁的光景，脸庞胖胖的，头发已经花白。红卫兵在他的脖子上带了一个大牌子，书写着：黑帮分子阳翰笙。阳翰笙三个字上打着一个大叉子。两个很壮的红卫兵一人一只胳膊，把阳翰笙生生地掰下去，头冲地。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喷气式。
听着听着我才知道，阳翰笙是共产党上海左翼联盟的领导人，是一个写书的，写了很多黑书黄书也写了很多剧本，反对共产党。当时我特别奇怪，为什么共产党人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太危险了，有这样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共产党内，领袖的担子太重了。
操场上有二百人多参加了批斗会。他们跟着台上的一男一女两个人高呼口号，无非就是阳翰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我悄悄地摸到了领操台，近距离看到阳翰笙发抖的两腿和从脸颊上流淌下来的汗水。阳翰笙低头朝我瞄了一下，天呀，那是一双多么善良的眼睛！
阳翰笙是个写书写剧本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的态度特别好，全力配合着红卫兵对他的批斗。每一个红卫兵发言后都要问他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些问题，阳翰笙大包大揽地揽在了自己身上；有些问题，则推倒了某些人的身上，好像其中有周扬这个人。我听到有一个红卫兵在发言中说阳翰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反对文艺旗手江同志。听到此，阳翰笙瘫倒了。他说他那时见过江同志，但交往不多，你就是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会反对她呀！红卫兵看见阳翰笙的态度之后，相信了他的话。幸亏阳翰笙如此这样说。否则的话，他就要被带走，丢进监狱了。
批判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批判会后红卫兵把他押回家中。在批斗会上，阳翰笙的态度极好，所以他免受了皮肉之苦。其实红卫兵并不是哪个黑帮都动手殴打，关键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你态度不好，红卫兵绝对不会客气地对待你。批斗会快要结束时，阳翰笙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红卫兵，小将，小将，罢我的官儿官儿，顶好，顶好。
这是五十多年后我记下来的仅剩的阳翰笙的三句断断续续的话。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阳翰笙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任职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他之所以被批斗，概因为领袖的老婆江某那个婆娘。我注意了一下，凡是三四十年代与江某在上海有交集的人都会受到批判，其中包括我以后的中学同学徐小松的父亲徐平羽。
后来我也知道，年轻时的江某是上海滩上的一名三流女戏子，也是一个谁都可以上的公共汽车。凡是上过年轻江某身体的人，都没有一个是独善其身的好下场。即便你对革命有功对党的事业有贡献，譬如曾经与江某一起同居的黄某（目前统一的说法是他俩同居而未结婚，如果说他俩在青岛结婚，那就是天大的乌龙了），也在一九五九年的南宁会议中被吓得惊悚而亡。
我深深地为阳翰笙感到幸运，幸亏他没有要年轻风骚的伟大文艺旗手江某同志的妙曼身体，否则死有余辜了。由此，我也觉得文化人就是聪明，以柔克刚，以太极拳对少林拳法，红卫兵怎么高兴我就怎样哄，所以他是少有的完身走资派和黑帮。
当我见到另外一场批斗会的黑帮走资派的主角时，我似乎觉得阳翰笙是个软骨头，他解放前只能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而不能真刀真枪地战场上拼命。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就是当时的煤炭部的部长张某之。
张某之在大革命爆发时正在担任周为总理内阁的煤炭部部长，他的起任时间是一九五八年。
有一个关于领袖、刘某奇与张某之的故事，这可是党史中的真事，我可不敢胡编。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期间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在此次会议上领袖与刘发生了口角之争。领袖很激动，说了一段气很粗也很经典的话：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的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心中不服，仍然想坚持已见，于是在表面上就伪装谦虚地请教：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领袖根本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了五个铿锵有力的字：张某之就是！直到点到了具体的人，刘这才吓得不敢开口。这是领袖第一次点了张某之的名。后来领袖发动大革命，薄曾问领袖：公交口谁是牛鬼蛇神？领袖再次说道：张某之就是。
既然被领袖点过两次名，张某之就被红卫兵关押批斗了。据说，文革爆发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张某之被批斗了五十二多次。今天我们还能看得到一张历史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五六十斤重的铁钟一样的矿工帽。这是用来批斗张某之的工具。那玩意太重，岂是脑袋可以戴的。造反派想了个办法，用绳索从四个方向拉起来，再扣在他的脑袋上。一九六七年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滴水成冻的北京，张某之死了，尸身被扔进火葬场的一间小屋子，斜卧在一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前额塌陷了，后脑勺上有个血迹风干的血洞，脖子上留下了累累勒痕。这就是张某之妻儿见到最后的张某之。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部长张某之，是文革中第一个死于暴力的部长。
上面我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和最后的结果。下面的场面是我亲眼所见。具体的时间记不清楚了，大概就在放暑假后的七月底或八月初。因为那个时候穿着夏日服装。
从和平里九区一号的大门出来向右拐，就是兴化西里五号楼楼前的一个不大的开阔地。现在那个地方是个花坛。九区一号是煤炭部的一个宿舍大院，它是比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里面的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很是齐备。我不知道大院里面住了多少人，我估计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应该有的。我的很多中学同学都住在大院里。
某日下午四五点钟我正在楼前玩耍，突然看见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个中年人来到了五号楼前的那片开阔地，召开了一个范围不大的批判会。我飞快地跑过去，图着一个看热闹。我马上了解到了两个信息：这批红卫兵来自北京矿业学院，这个被批斗的中年人就是当时的煤炭部长张某之。
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份，对黑帮的批斗基本上还是比较文明的。红卫兵们大多是口头上的声讨。但是，如果黑帮不老实，也有年轻的娃娃动手抽打的。我看见张某之脖子上戴了一个大板子，上面写了被打叉的名字。两个红卫兵给张某之做喷气式。
张某之与阳翰笙不同。阳翰笙属于那种比较软弱的知识分子，红卫兵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违逆红卫兵的意愿。而张某之是在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战士，本质上他应该是一名军人。所以，他对待红卫兵的批斗采取的是强硬态度。我看见了张某之不间断的挣扎，我看见了张某之声嘶力竭的暴吼，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伸出手来抽打张霖之的脸，我看见鲜血从他的鼻孔和嘴中流了出来。张某之的暴吼只是一句话，那就是：我不是三反分子！
批判会时间不长，只有半个多小时。红卫兵们并没有让张某之屈服，他除了吼叫之外不回答红卫兵提出的任何问题。红卫兵最后把张某之按在了地上，嘴上流出的鲜血与地上的泥土融在了一起，但还持续传来张某之的喃喃之声：我不是三反分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揪斗张某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批斗张某之的批判会放在了九区一号大院之外的兴化西里？我更不知道为什么参加批判会的人数并不很多，没有群众参加只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
后来我了解到，北京矿业学院应该与煤炭部是对口的，矿业学院的毕业生分配目标就是煤炭部。所以矿业学院的红卫兵自认为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批判煤炭部里面的走资派。据说，虽然北京矿业学院改名了，但是它的校史中明确地记载了令人悲戚令人屈辱的一笔：在文革中，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迫害死了共和国的第一位部长张某之。这是一种让人尊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也了解到，张某之起码有一处落脚点在九区一号大院。他的家住在哪里并不重要，估计红卫兵是从九区一号大院里把他抓到了。抓到以后马上召开批判会。然而批判会还不能放在大院里面。为什么？因为大院里的保皇派太多，加之张某之在煤炭部的部机关里面享有很高的声望，群众并不认可张某之是三反分子的帽子。
我还了解到，一九五八年张某之当煤炭部部长之后，大力扶植煤矿文工团，从政治上和业务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文革前煤矿文工团的团址在安定门护城河的北侧，是一座古色古香具有民族风格的大楼。这座大楼曾经做过外贸部的办公大楼。在张某之部长的支持下，短短几年间，煤矿文工团下矿山为煤矿工人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煤矿文工团一跃也成为国内一流的演出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批判张某之的批判大会放在九区一号大院里面，煤矿文工团的团员们还不与红卫兵闹起来？所以，红卫兵权衡了一下，从九区一号大院里揪出张某之然后到院外的兴化西里批斗张某之，这不就完成了揪斗张某之的任务？然而，红卫兵们并没有想到，张某之的骨头竟然如此之硬！
由此，我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是有原因的。阳翰笙与张某之可做一个比较，而这种比较是我亲眼看到的。
阳翰笙这样的知识分子读书多了那就儒腐了，他会患得患失，会打自己的小九九。为了躲避皮肉之苦，他会迂回地不露痕迹地做些屈服和让步。所以文革中被整死的很少有纯知识分子干部。但有一点是例外，文革中知识分子跳河上吊自杀的很多，因为知识分子要脸面，他们宁肯死在自己的手里也不愿死在红卫兵的手里。
反观张某之这样有革命年代战斗经历的领导干部，他们从骨子里是有宁折不弯不低头颅气质的。枪林弹雨都冲过来了，还惧怕几个红卫兵娃娃？所以，他们的骨头就是硬，他们的嘴也硬，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想起来也可笑，你让一个老革命，在推翻了旧社会之后，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领袖？除非是疯子，任谁都不会这样去三反。
据说，周听到张某之被整死之后，心情特别压抑。但他无法说真话。还是据说，林彪听到张某之被整死后，说出来张某之是好同志的话。我不知真假，但你可以百度一下，网上有这样的表述。
我见识了批斗阳翰笙，我也见识了批斗张某之。两个场景的两种感觉。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五十年前的情景。
阳翰笙虽然没有得罪江，但他是三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之一，肯定知道江的底细，所以阳翰笙必须挨整。谁让你那个时候从香港到上海呢！
张某之在部机关某次小范围会议上说了一句话，让人揭发出来给了领袖。张某之的原话是：每一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都厉害，你看秦始皇和领袖。张某之不能这样说，这是不负责的说法。你怎么能把领袖比作皇帝？
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领袖两次点名，说张某之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仅仅是张某之的那句话，还不至于把他点名。毕竟张某之是说领袖厉害。那么什么原因使然？
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似乎触到了最核心的东西，但我也不确定，除非让地下的张某之说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四十年代中期的冀鲁豫分局，张某之与黄某敬共过事，关系很好。当时黄是刘点名到冀鲁豫分局任书记的，而张某之是黄的部下，担任民运部的部长。
黄是谁？黄则是江二十四岁之前的同居人之一，也是江的入党介绍人。黄在一九五九年南宁会议期间去世！我似乎明白了。黄是刘推荐到冀鲁豫分局任书记的。而张某之与黄关系好，那他自然是刘那条线上的人。最关键的，是黄曾经与江在青岛度过了风花雪月的两年。我搞糊涂了。
那天下午，我看着几个红卫兵把张某之抬走了，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兴化西里一号楼和四号楼之间的过道上。
远处的天际想起了隆隆的闷雷声，天色昏暗了下来。待我回到家中后，一场雷雨不期而至。我在想着，解放牌大卡车上的张某之是不是盖上了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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