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成都的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God Knows Where I Am”。电影围绕着女主人公Linda去世前的日记展开。Linda是一位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小在中产家庭中长大，在朋友眼里，一直是聪明、有感染力、幽默、容易和别人交朋友的人。即便在离婚之后独立带三岁的女儿，也积极参加女儿学校的活动，和女儿建立了稳定、良好的朋友般的母女关系。一切都很好，很正向，只有她一个朋友的评论揭示了美好下的隐忧：“Linda就像一个亮着灯的房子，but no one is home。” Linda的发病迹象始于她幻想有黑帮追杀她们母女，她开始带着女儿搬家。在第一次离家出走后，Linda的余生就在服药和拒绝服药中度过。她曾经是homeless中的一员，也曾经试图靠近女儿的生活，但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只能让她和女儿愈行愈远。她女儿说，她妈妈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和她相亲相爱的记忆中的母亲，一个是Linda. Bishop，精神病人。她说：“I don’t blame her, but the illness.”
Linda在多次发病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立医院度过了三年时间。这三年里，她的姐姐曾经争取过她的监护权，但失败。她姐姐说，只要给Linda超过三分钟的陈述时间，人们就会发现她对别人要加害于她的幻想。但是每次，都没有超过三分钟。所以，人们发现的就是“亮着灯的房子”，根本无法注意到“no one is home”。就这样，Linda在医院里获得了决定自己治疗方案的自由，可以自己决定用药和不用药。三年以后，Linda决定出院，院方同意了。
Linda出院后，来到了一所空无一人的房子，她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三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她采了很多苹果，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apples, reading, writing。她的日记始于第一天来到这所空房子，终于断食、以雪为生30多天之后，也许，那正是她意识最终消散之前。这些日记连贯地看，并不能明显看出她精神上的疾病，除了偶尔的幻想。她有个幻想中的husband，Steve。在饥饿夺去她生命之前，恍惚中，她觉得是Steve要来接她了。在圣诞夜，她想写一首诗给Steve。日记中大量记录的，是她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喜悦。她坐在面向窗的椅子上看日落，她感受阳光、果树、霜和雪。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她数自己还剩下的苹果，为圣诞夜留一个最大的苹果。她一次次幻想自己要做的食物，甚至写下了食物清单。最后30多天，她已经没有任何食物，只能在窗口取雪，直到连雪也取不动。整个记录没有愤怒和哀伤，仿佛只是平静的流水，只是这水流向死亡。她最后的话：Gesus takes m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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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直在Linda的日记和她的亲友、事件相关人的讲述中交错进行。似乎着眼点在于对不完善的制度的批判，是相关的制度、规定剥夺了Linda姐姐的监护权，导致Linda最后在空屋中冻饿而死。但是，那么多人的讲述，其中有她至亲的女儿和姐姐，有亲密的友人，没有人提到Linda的内心状态。她们知道她发病前的样子，知道她发病后的表现，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在内心经历了什么。要不是Linda死前的日记，也无人知道她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了死亡。她姐姐说，在那几个月里，她不下50次从那所房子前的高速上驾车通过，却不知道她的妹妹正在那里过着人生最后的时光。
在我眼里，这不是一个关于制度的故事，是关于人与人的距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了，了解了，其实连事实的影子都没看到。
在成都稍作盘桓之后，直接去了峨眉，旅程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峨眉度过了。峨眉山的景点很分散，感觉是一直在山里走，走很久才能看到一个不大的景点。即便这样，游人还是络绎不绝。在山里几天，慢慢看出端倪：很少的登山客，大部分香客。有的非常虔诚，到金顶的路上，不乏一路拜上去的香客。甚至有两天下雨，有的香客并不带雨具，就在雨中朝拜，几步一叩首。
这世界上不知是否有人能说清人的意识是怎样运作的。人们以Linda为病人，但她的日记里，有一个懂得欣赏自然、文字之美，向往美好感情的人。只不过，她的生和死的方式皆不寻常而已。那么多同来峨眉的人，有的是在了信仰上的大愿，有的不过是来看看风景。坐循环式缆车下山时，车里人多空间小，人与人的距离无限的近，可是内心状态，谁知道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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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听到朋友留言，说起生活中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之前看过的电影，还有刚刚经历的峨眉山中事。这世界的真相之一：我们是在与自己意识千差万别的人一同生活。这解释了我们遇到知音时的乍惊乍喜，也解释了日常无所不在的烦恼和纷争。没有什么可以保证我们有共同的心思，同血缘、同环境，都不一定让我们有共同点。正因为如此稀缺，所以一旦遇到了我们以为理解自己或者自己理解的人，立即会引为知己。世界的另一个真相，或者说问题是：我们在重重的意识沟壑中，怎样让形同孤岛的自己愉悦地生活？看起来不可能，但一直有人在各种环境下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人类探索的脚步，求美好的脚步，从未止息。也许，这里隐含着每个人此生的使命：为自己的生命寻沃土，为自己的生命求阳光雨露，直至“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圣经》中有个巴别塔的故事。说那时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共建一个塔。由于语言相通，建塔的效率很高，人们就忘记了大洪水的教训，把荣耀归于自己。于是，神为了不让人们的罪恶滋生，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不能再顺畅沟通，巴别塔也就无法再修建下去。“巴别”，在希伯来语中就是“变乱”的意思。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语言的差异其实并不是最难跨越的鸿沟，最难的，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是人们的想法、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经历很多世代沉淀下来的。这些，就是我们意识的沟壑。表面上看起来的微不足道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我们的意识，可能在语言被“变乱”的同时，也被“变乱”了。
如果真相就是我们彼此不同，那么到底该求同呢？还是存异？这可能也是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点。西方文化更多地强调了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东方文化似乎更多强调了求同。但不管求同，还是存异，都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舟楫，并不在于意见的统一，只在于爱。如果Linda的亲人对她有足够的爱，她们不可能在Linda出院三个多月后毫不知情，直到警方发现Linda的尸体和留下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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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的故事很多，随处可见。有些中学生和父母的沟通体系其实已经“变乱”了，但有的父母依然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方式发号施令。那些零落纷纷的命令和说教，都没有一个真诚的拥抱有效，可是人们不去看。
很多美高私校强调Diversity，这是很对的，让孩子习惯不同的存在，并去handle这种不同。这对于孩子以后进入本就多元化的世界非常有帮助。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成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爱和接纳，这比建成巴别塔更有荣耀？至少我相信，制度到不得的地方，爱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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