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确是普通得够呛，《新华词典》都不肯给单列一个词，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义就是“平常的，一般的。”紧接下来的词是“普通话”，这对于岭南粤闽一带的人来说倒是个不那么平常的事儿，他能把舌头卷上去发好一个儿化音就可以傲视群侪，但是对于正宗的或非正宗的几千万北京人或者北京周边的人来说，普通话，那简直不是个事儿。
我还就不太信这个邪，再把“普通”分开去查，普：普遍，全面。《史记·秦始皇本纪》：“普施明法。”通：除常用的通行、通报、畅通、通晓、通常、全部、变通等之外，据《汉书·刑法志》载：“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
还是一幅稀松平常的庸者相，这个词是否就普通到连它的出处都无人知道，就像是深山里的一朵小野花，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出土，何时开花结果，何时又枯黄潜伏？
再查，就大有收获，我终于就为“普通”查到了值得它光耀门楣的历史掌故，这足以让人兴奋乃至盲目膜拜，因为是皇帝用过！任何正史都可以查到，“普通”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二个年号，时间是公元520年到527年。
似乎“祖上毕竟是阔过”，但是再看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倒让人隐隐有了一些不安。
普通七年，达摩一行在海上颠簸了三年之后，终于到达中国南海，后抵达金陵，武帝接见，问他：“朕继位以来，营造佛寺，译写经书，度人出家不知多少，有什么功德？”达摩说：“并没有功德。”武帝问：“为什么没有功德？”
达摩说：“这些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然有，却不是实有。”武帝说：“怎样才是真功德呢？”达摩说：“清净、睿智、圆妙，体自空寂。”武帝又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达摩说：“空寂无圣。”武帝又问：“回答朕的问话的人是谁？”达摩说：“不知道。”
话不投机，达摩走了。回头再看，这个“普通”难道就是来自此处？若果真如此，这对于雄才大略的梁武帝，不管他现在九泉之下还是在九霄之上，都是一个隐约的讽刺。
其实这事并不公道，现代教育学推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以此衡量，达摩就不是个什么好老师，好在梁武帝毕竟有善根，若因此再激出一个灭佛的“武帝”来，倒是达摩罪过大了。
由此来看，武帝并不普通。话再退一步讲，就是“普通”又怎样？大道难行，为普行者通？大巧若拙，故和光同尘者安然一生。由“普”而“通”，莫非也是其普世价值所在？
我们从风流洒脱的嵇康身上，可以看到“不普通”者的际遇。他明明知道“和光同尘”是长生之道，但他却不屑与篡国的司马氏猥琐共舞。他隐居竹林，打铁、种菜弹琴自娱。但众人皆浊惟我独清者其实是最危险的，所有奔向粪坑的苍蝇都容不下一个去采蜜的同伴，当然，所有去采蜜的蜜蜂也容不下一个去粪坑的同伴，嵇康终究被害。临刑前，他将儿子托付给了他曾经写过绝交书的山涛，山涛深谙和光同尘之道，可以给儿子一份稳妥的生活，嵇康毕竟还没有“傻”到连儿子的命也不在乎的地步。
康熙一世英才，深知和光同尘之道。他明白曹寅四次接驾还得不断拉拢江南名士，在银子上他亏大发了，所以将江宁织造和两淮盐课的美差交给了他，让他自己去想办法。谁知道曹寅却上疏奏明两政上的种种贪贿弊端。面对这样耿直的汉子，康熙老皇帝也没法明说，只好偷偷写了四个字送给他：和光同尘。
康熙是在纵容曹寅去贪污吗？这四个字的话外之话是什么？银子都是我爱新觉罗家的，朕到江南是没有花国库多少银子的，朕一向是简装出行的，还不明白吗？
在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挂着清代名臣左宗棠的一幅对联：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
即使阔到了李嘉诚那样的地步，也是想“享下等福”的，不就是过普通人的生活呗，那我们已经是普通人了，无官一身轻，无财还一身轻呢，怎能放过作普通人的轻松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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