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一：

我家是在湖南西北山区一个叫做张家村的小村庄，是真正可以称为穷乡僻壤的地方。那个年代，食不果腹之事在那个小乡村的每一户人家都会发生。而我们家，是其中最穷的几家之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七岁开始上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但还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爷爷就不让他上学了。家里人多，父亲往上，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往下，还有一个弟弟。人多缺粮，种粮需要劳动力。爷爷没钱供父亲上学之后，父亲也只得辍学回家。当时还是十三岁的父亲，就开始过起了放牛、犁田、耕地、收割稻谷等的农民生活了。到了父亲十八岁时，家里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人了。粮不缺，钱却一直缺。爷爷因此不再安排父亲做农活，而是要他跟着大伯一起做木材生意。他们在各乡收买木材，然后运到县城，再在县城转卖。那时候，运送木材有两种办法：一是走旱路，用马驼，这由大伯负责；另一种是把木材捆绑，走水路，由干沟河入澧水，再顺着澧水漂流而下到县城，这由父亲负责。

干沟河是澧水支流，经七个村庄，每个村庄一条渡口，供村民往来。干沟河两岸高山密林，绿树交杂，正是木柴的好产地。父亲就常常和大伯一起，去那些山林里买村民们的木柴。

1986年的一个秋日早晨，父亲赶早去运已经买好的木柴，正走到干沟河的第三个渡口时，看见了一个穿着红色袄子的年轻女孩。女孩走在一堆穿着破旧棉衣的人当中，又因为年轻，就极其显眼。父亲猜测，她们肯定是对面李家村的，是要去到乡里“赶场”。‘赶场’是各个乡里共同的习俗，一般都在每月的“三、六、九日”。“赶场”的那一天，各种摊位摆满了乡里的集市，从各个村庄来的人，背着竹背篓，来回逛着集市，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父亲一边想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孩看。身边的一个乡亲提醒了女孩，女孩才转眼看到了痴痴看着她的父亲。女孩吓了一跳，红着脸，便快步往前走了。父亲知道自己越了界，不应盯着还不认识的女孩看个不停，于是，便又假装继续捆绑木材。等女孩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河谷后，父亲才敢再次抬起头。

那个渡口叫做“李家村渡口”。渡口西是张家村，渡口东是李家村。虽只一河之隔，却隶属于不同的乡。父亲回家后，就向爷爷打听了一些有关李家村的情况。他开始难眠起来。去渡口等待那个女孩，成了当时的父亲最大的愿望。有次在梦里，他筏着木柴，女孩坐在筏上，他们一起在青山绿水间，又是唱歌，又是欢笑。梦中醒来后，父亲甚至算得上是逼着大伯一起再去李家村渡口那边买木柴。那些日子，父亲就总是忙活在渡口边。三个星期后，女孩终于出现了。女孩看到父亲，停住脚步，睁大了双眼，迟疑了一下，还是往前跑了。父亲呆在原地，傻笑起来。女孩终究是记得他的，这让他高兴。

后来，父亲渐渐摸懂了规律，女孩每个月都会在同一天去一趟乡里的集市“赶场”。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其它乡亲一起。父亲猜想这肯定是女孩家的安排。于是，每个月，父亲都能和女孩“幸运”地见上一面。到第五次见面之后，两人终于说了话。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的第一次说话是这样的。

“又去赶场啊。”是父亲先搭讪的。

女孩点点头。往前走了一步，才停下来。

“你是李村长家的闺女吧？”

“是啊，你怎么知道了？”

“我托人打听的！”

听到这句，女孩一下羞红了脸，低着头。

“你父母呢？咋不陪你啊？”

“噢，他们要在家干活呢！”

“那你一个人不怕吗？”

“怕什么？又没豺狼！”

“可要走那么远的路，不累吗？”

“走得多了，习惯了！”

父亲这样问完之后，不知道还该问些什么，就傻傻地站在原地。女孩却像是熟了一样，走在了河边，玩起水来。

“这么多木材，是要运往县城去卖吗？”女孩一边往水里丢石头一边问。

“是啊，去卖，走水路，省了人力和马力。”父亲大声回答。

“可是很危险的吧？”

“浪急的地方当然危险。不过一下就过去了。要赚钱嘛。”

“噢。我都没有坐过筏子，哎，是不是很好玩呀？”

“好玩！你要坐的话，我带着你，带你去县城！”

“我不敢，我父母会管我的！我还要继续去赶场呢！”

说完，女孩像突然泄了气，从水里走到岸边，要继续往前走。

“那，哪次想坐筏子了，就来找我，我一直在这里。”

“噢！你是哪里来的人呀？”

“我就是对面张家村的呀。”

“噢，好。那我赶场去了。”

“路上要小心。”

有了这一次的交谈之后，以后的每次见面，两人都亲切起来，会聊到去赶场买些什么、家里都还有谁、有些什么乐事等。再到后来，女孩每次去赶场，都会带一些煮好的玉米或者是土豆，在渡口时，就拿给父亲吃。两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笑声像秋千一样，荡在干沟河的两岸。

二：

半年多的时间后，父亲鼓起了勇气，要爷爷去女孩家提亲。爷爷却犯了嘀咕，自己家穷，女孩家是李家村村长家，去提亲，成了还好，是一段良缘，若未成，传了出去，却成一段笑柄。父亲可不管这些，他一心要娶到那个女孩，并且他坚信，女孩心中也有他。爷爷终于禁不住父亲时时刻刻的要求，厚着脸皮去了，果然，李村长摆了臭脸，死活不同意。

车路不通，得走马路。父亲打扮干净，准备好干粮和水后，就走到李家村渡口的高崖上，对着李村长家唱起了山歌。

有一首，是他当时最经常唱的：

“郎在高山打一望（罗喂），姐在（哟）河里（哟）洗衣裳（哟喂），

洗衣棒棒儿捶得响（哟喂），郎响几声（哟）姐未张（哟喂），

唱只山歌丢个信（罗喂），棒棒（哟）捶在（哟）岩板上（哟喂）。”

那些山歌，在每个明月升起来的夜晚，随着各种鸟叫声，共同响起。父亲嗓子并不算好，但耐不住夜夜唱，干沟河两岸的人就都知道了事情的来回曲折，多为父亲去李村长家说好话。女孩知道后，总要找机会奔出来，去会父亲。奈何李村长看得紧，不许女孩出门，‘赶场’也派了另一个女儿去。

这样过了几个月，父亲的山歌还是一如既往地唱，李村长家却发生了女孩的“以死相逼”。事情要闹大，李村长人情脸面上也开始挂不住，只得妥协。李村长叹息几声，只说出“嫁那么个穷人的娃，只希望你能受得了那个苦，以后自己不后悔。”，就算是同意了。

女孩奔出家门，跑到崖上，顺着歌声，找到了父亲，他们在月光和露水里互相拥抱。

三：

他们结婚是在1987年年底。那一年，父亲20岁，母亲18岁。据乡亲们后来回忆说，婚礼异常低调。低调的原因当然是贫穷。

婚礼后，爷爷给父母安排了半个月的“蜜月期”。说是度蜜月，其实哪里都去不了，因为没有钱。爷爷这样安排只是为了让刚嫁过来的母亲熟悉周围的一切：包括山林、土地的归属；周围的邻居，亲戚，以及亲疏程度和辈分；家务需要做哪些，如何做等等。

因这样的蜜月期，父亲倒免去了半个月的农活。‘蜜月期’完后，下了大雪，为此爷爷、父亲母亲都只能闲在家中。就是在这时，爷爷提起了分家的事。

父亲不是爷爷最小的儿子，结婚后要与爷爷分家，单独生活，这是乡村里的习俗。分家是指山林、田地都要分开，再在村里重新登记。同时，一切对外的活动都单独以父亲的名义开始进行了。那时，爷爷给了父亲一笔钱，是要修筑新屋的所需。修新屋得等冬天过去，春暖花开之际才能进行。于是，下雪的日子，倒成了父母‘蜜月’的延续了。

雪刚下的第五天，母亲说想出去走走。父亲就从木屋楼顶上把好几年没有骑过的老自行车找到了，顺着梯子，拎下来。他把自行车擦洗干净，又专门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垫了一件小棉衣。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就出发去看雪了。母亲坐在后座上，头靠在父亲的背上，搂着父亲的腰。他们从家里出发，沿着通往村希望小学去的那条小道，慢悠悠地骑着。那条小道走得人多，雪刚落下来，被人踩掉，还难以积起来。自行车是滑在上面的，倒省了踩踏板的力。雪仍旧冷寂地下着，整个世界一片白。雪的美父母亲形容不出，他们只说，那雪呀，就像些小仙女似的。远近的山，都被雪掩盖着，如画笔勾勒的起伏。雪，起伏、连绵，在低处与高处同时圣洁着。

雪花飘落在父亲母亲身上。雪花停留在自行车上。捕鸟的人看见了，读书去的孩子看见了，串门的老人看见了。父亲母亲的故事就又传开了。乡亲们后来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父母也是点头表示真有此事了的。乡亲们说，那时你的父母还年轻，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他们骑着自行车赏雪，雪就落在他们身上，你就是从雪里面来的孩子呀。那时，我真以为我是从雪里面来的孩子。

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在小道上来来回回。母亲把手放在父亲的衣兜里。母亲看到了属于张家村的贫穷。当时，那里没有公路，也没有电。冬天的积雪掩盖了一切，但母亲知道，苦日子肯定会有的。

但后来我想，那个冬天一定是父亲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四：

新屋修筑好，爷爷所给的钱已经花光。在这过程中，母亲生下了我。父亲需要自己赚钱了。当时的想法是继续去做木材生意，然而母亲觉得太过危险，况且当时县城的木材市场也并不景气。而与此同时，外出打工的风潮已经卷向了当时的村庄。青壮年劳动力都纷纷外出。父亲在权衡之后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父亲出发前身无余钱，想问爷爷去要，又不愿低下头，最后，只得由母亲给外公写一封信，由父亲带着那封信去到外公家。父亲翻了山，过了干沟河，再到高山之上，到达外公家。外公看到那一刻的父亲，觉得自己忍了心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这样的男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然而父亲掏出了那封信。外公把信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终还是给父亲借了母亲在信里所写的那么多钱。借完钱后，外公甚至都没有留父亲吃一顿午饭，就让父亲回了家。

父亲外出打工，辗转过广东、天津、上海、安徽等不同的地方，但最终还是在马鞍山停了下来。那是一座以钢铁闻名的城市。父亲就在一家铁厂。那时候，从张家村出去的青壮年都在铁厂里做工。对于那些乡亲来说，那是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但也是赚钱最快的工作之一。

父亲外出打工后，母亲待在家里，一方面要抚养我，另一方面要负责农活。种稻谷、玉米、土豆，建好菜园子，种满各种菜，还得养牛养猪。母亲以自己瘦弱的肩膀揽下了这一切。两年后，弟弟出生了。这时候，父亲在外面已经赚了一些钱，我们一家的生活才渐入稳定。

父亲定期给家里寄钱和寄信。那时候，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看那些信，也给我讲父亲在信里面写的内容。我那时候小，听不懂。看母亲笑，我也就跟着笑，看母亲哭，就扑到她的怀里，也大声哭。

五：

父亲每年春节期间才能回一次家。有的年份，甚至因为铁厂里工作繁忙，或者买不到回家的车票而没能回来。父亲能回家的日子，成了我们一家人整个冬天最大的等待。

父亲回来的时候，山里的橘子林正变得光秃秃。他提着一个大大的绿色军包，步子缓慢地往回家的土路上走。我站在菜园子的高地上看着他穿过那颗大榕树、那口老井，一步步接近木房子。等父亲走过菜园子的路口，我就蹲下躲在菜地里，以免被他看见。父亲在屋前停住，整理好衣服、用手指理理头发，把鞋擦干净，就一边叫着母亲的名字一边进了屋。我从菜园子里跑出来，又跑进屋里。父亲站着笑着，要去拉母亲的手。母亲早就破涕为笑了，骂父亲是臭流氓。父亲母亲看到我进屋，就松开了手，不好意思地朝我笑起来。父亲走过来，想要抱我，我挣脱他的怀抱，跑去他的包里寻找外面世界的新鲜玩意。但什么也没有。旧衣服、旧鞋子、剃须刀、电话薄、火车票。永远是这些东西。我搜完了包，就又跑走了，一个人在外面发呆。

父亲回来时，天已经很冷了。我们围坐在火炉旁边吃晚饭。火炉的光印在母亲的脸上，呈现出圣母一样的光芒。她把最好的菜挑给父亲吃，父亲又挑给我和弟弟。他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看看我和弟弟。他还要捏我们的脸，看我们长胖了没有。我把最好的菜又挑回到锅里，只顾低头吃饭。

吃完晚饭后，我终于还是钻进了父亲的怀抱。他就用他那金黄色的坚硬胡须扎我的头或者脖子。我则扯他的耳朵，有时也把他的头捉住，拔他的胡须。我还要他翘成二郎腿，我就坐在他的右脚踝上，他就用他的右腿把我举起来又放下。我把这称之为‘骑马’。我终于玩累了，就乖乖待在父亲的怀里不动，这时候，父亲开始变得喜悦起来。他和我们说起在外面闯荡的岁月。那个年代，火车上偷盗和抢劫成风，他就把钱塞在屁股底下；他说他在上海的时候，骑着老式的自行车，差点从桥上掉下去；他还说起在芜湖时一伙湖南打工仔和四川打工仔打群架，两边都是四五十人，他在那次打架中脊背被人砸了一木棍，现在还常常脊背发酸。

炉火烧得很旺，母亲不时往里面加柴。炉火的炊烟袅袅往上，熏了腊肉，穿过房梁和瓦片，随风消逝在远处天空。炉火有时候砰砰作响，按乡亲们的解释，那是有客要来了，火在欢迎呢。但客人始终不来。父亲说完了故事，我们就玩起扑克，输了的话是要学动物叫的。父亲每次一输，就学着鸡咯吱咯吱地叫。屋头歇在房梁上的公鸡听到后，也应声叫起来。母亲想起似地站起来，跑到稻草堆里，从鸡窝里捡来一窝鸡蛋。我们就都笑起来。母亲用纸包好鸡蛋，用水打湿，放在火堆里烧。但有时炉火响着，就真有客人来了。母亲提来酒，热好饭菜，父亲就和客人吃吃喝喝，闲话起东家长西家短了。鸡蛋烧熟后，父亲就给我剥好，喂给我吃。

客人酒足饭饱后开心地离去，我们又围坐着，靠得更紧。父亲玩牌总是输，就总是学动物叫。母亲、我和弟弟就总是笑个不停。

春节过后没几天，父亲就又要离开了。父亲和母亲在夜里坐在炉火旁，聊到很晚。我早早上床，假装睡着。父亲半夜里来到我的房间，也不开灯，就只是帮我把被子好好盖住，站立了片刻又离去。第二天凌晨我起床，父亲已经走了。我记得每一次他都是凌晨三四点走的，到天刚好亮起来，他正走到乡里的街上。他搭乘第一辆中巴车，去县城，去长沙，再去马鞍山。

六：

噩耗的传来是在1998年冬天。有人叫母亲去村长家接电话，说有急事找。母亲跑到村长家，电话那边传来的却是父亲的死讯。父亲因为煤气中毒而死。那天，母亲过了很久才回到家。听看见了她的乡亲们说，她是一步步挪回来的。

铁厂里补助了一些钱，父亲的死亡事故也就不了了之。母亲去县城接骨灰盒。在回来的路上，她一路总是抱着盒子。是我最先哭的。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活生生的父亲，最终变成了盒子里的一些灰，让我忍不住地哭了起来。母亲摸摸我的头，又拉起我的手，叫我不要哭。我哭累了，也就没再哭了。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许多亲朋好友，母亲一如既往地招待他们。等到夜半，母亲把亲朋好友都安排睡下之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去陪母亲。我在门缝里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灯下哭。她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憔悴不堪。我捏着自己的鼻子又爬回了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不知不觉在母亲的哭声中又睡着了。

葬礼那天，爷爷、外公、街坊邻居等所有人都来了。母亲决意要把铁厂赔的钱都用在葬礼上。她要父亲风风光光地走。葬礼也果然隆重。敲锣打鼓，闹了三天，最后把父亲埋在了屋后。她要父亲永远地陪着她。

父亲死后，母亲一个人将我和弟弟带大。我们都读了高中，读了大学，然后各自找到了相对还满意的工作。只是母亲的背过早地弯了，耳朵和眼睛也不好使了。白发也有了，藏在黑发里，黑白杂着，丝丝缕缕都令人心疼。我和弟弟打电话给母亲，说希望把她接过来在城市里一起住，她每次都拒绝。那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是她的家，她老了，不愿离开，就是死，也要死在那里。我和弟弟又说起如果有合适的老伴，母亲不妨找一个，互相陪伴着。可是每次母亲都极度生气，说我们背叛父亲，让我们再也不要提这件事。我们也只得在背后默默叹气。

如今，母亲已经年将五十，她一个人住在李家村的木房子里。我和弟弟定期给她寄钱和打电话。可是她却从不用那些钱，她把钱都存在银行，说我们未来娶媳妇时用得着。她自己卖些鸡蛋、鞋垫等赚零花钱用。我们叫她闲下来，晒晒太阳，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就挺好的，她口头上答应了，可等我们一不在家，她就在屋里、田里、地里忙活着。

因为工作忙，我和弟弟也只能每年春节期间回家一次。那时候，我们总会想起父亲还在的日子。仿佛他还在给我们说起他在外打工的生活，他玩扑克输了依然学动物叫。我们都活在拥有父亲的记忆里。只是对于母亲来说，她拥有的记忆要比我们多得多。她和父亲，永远都不曾分开过。

注：此文根据一个亲戚的故事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