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之死，符合一种传统美感，于是三月十九这天，便是一片神鸦社鼓。
我想，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一点，虽然通常将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朱由检自尽当做明亡的节点，但是这并不准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人修《明史》，为了体现自己得国之正，而强行将明朝亡于这一天。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即便是那一天，明朝所控制的区域，仍然大于满洲以及大顺。弘光帝于南京登基，经济中心江浙还在，黄淮以南基本完好，江北四镇外加左良玉，带甲百万，体量甚至超过南宋。
所以不管是按照南京城破、弘光被俘(1645)，还是永历被俘(1662)，还是夔东十三家殆尽(1664)，还是明郑覆灭(1683)，这些时间节点作为明亡的合理性完全不亚于崇祯自尽(1644)。虽然差距也没几年，但是性质定义却完全不同。
而由于崇祯自尽这种高度符合传统审美的特殊“魅力”，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太一样起来。
满清鞑子入侵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得那些原本反对君主专制暴政的知识分子们，为了抵抗侵略，纷纷为明朝专制暴政而死，从对明代乃至历朝皇帝的批判，到对先帝的怀念。这是最最悲哀与倒退的事情。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黄宗羲等人对明代政治的批判，全面而透彻，但是面对满洲入侵，又不得不为之抵抗，这是明末士人最大的转变与矛盾点。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我们出生入死，才不是为了他朱家王朝啊！所以顾炎武方才奋力喊出了那句充满矛盾与无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想撇清和朱明王朝名义上的这层关系，但事实上，天下作为朱家的人质，二者难以分割。
朱元璋也好，朱由检也好，总体都不算正面，但由于蒙元和满洲的存在，批判起来总是投鼠忌器，这是当时的无奈。但是时过境迁，投鼠无器可忌之时，于充满矛盾与无奈的明末前辈看来，又是何等的荒诞与可悲？
总是陷足于中属满之先前有多文明，为了证明这一点，又不得不鼓吹之前多么的火药、炮药。最终，思想只能停留在明清之间过家家般的学术骂战，而毫无进步。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准，又该如何面对那些于鼎革国难之际赴汤蹈火的壮烈士子，又该如何面对五百年前就已提出“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观点的儒家前辈？
曾静在《知新录》说：“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
我想，这段话不仅仅代表曾静一人早年观点，更是吕留良、黄宗羲、顾炎武等那一代学人共同萌生的想法。可惜，这种对专制批判的思想文脉，没来得及发芽成长为启蒙运动，就断了。
而今日，祭奠明末乃至有明一朝，全然忘却这些最为光辉灿烂的学术思想结晶，却只顾伏地而拜，可谓买珠还椟。
思想文脉的断绝，由此可见一斑。这虽为满洲入侵而起，但若完全怪之，又失偏颇。毕竟，几千年秦政土壤，加之愚忠愚孝愚节愚义之灌输，浸毒人心久矣。想长出点新东西来，太难了。
想到现在提倡“复兴国学”，这岂止是一个难字，简直是猿人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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