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主义的回归：朱镕基主导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1991年年底，年届60岁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朱镕基上任之后，即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他采用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解决了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难题，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随即他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在争议颇大的沈太福集资案中，力排众议，将沈太福处以极刑。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形成了新的改革思路，在决策层看来，走过了15年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之路后，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宣布未来的改革将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之下，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被接纳，中央政府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主要政策安排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其二，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
其三，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
其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以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五，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分税制的实施成效非常显著，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猛增200%，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在全国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比上年只增加2%。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国务院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然而，这些试图绕开产权清晰而展开的种种放权性措施，都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朱镕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认定国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十万计的“亲生儿子”，必须有所放弃。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成为了改革的牺牲者。
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赢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
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性转型。
随着公路交通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进而刺激了对上游产业的大规模投资。
与能源产业投资热的迅猛升温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国有企业集团正策略性地向产业上游领域“退缩”，它们因此成为了此轮投资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朱镕基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他们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信等传统垄断性产业。
在产业的中下游，由民营企业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及机械、电子制造产业则成了外贸政策放松的获益者，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的中小企业纷纷转战国际市场，制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Made in China”对全球的制造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正陷入这样的制度惯性之中，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间势力制衡的中央集权日渐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与自由资本构成竞争和压抑后者的格局，尤为独特的是，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
可是，十年之后来看，这条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原因正在于：
[if !supportLists]第一， [endif]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
[if !supportLists]第二， [endif]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民营资本遭受排挤的景象，其中遭到高调处理的是江苏常州的铁本钢铁公司，被认定了“越权分拆审批、违规征地拆迁、骗取银行信贷、违反审贷规定、大量偷税漏税”五大罪状，将之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铁本董事长戴国芳被捕入狱。
以此为分水岭，许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民营资本在2004年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在经历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产业界线已然划定：前者在资源、能源性领域取得了垄断性的地位，而后者则被压缩在中下游的产业领域，如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景象，两者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2008年秋季，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外贸产业严重下滑，自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而国内经济也出现衰退和萧条迹象，中央政府在年底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加大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在半年后率先“V形见底反弹”，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款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
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可以被看成是继1945年敌产国营化及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之后的第六次“国进民退”，也可谓又一轮“放权—集权”的历史性周转。
与前五次“国进民退”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资本博弈中，决策层表现出了极度矛盾和分裂的戏剧性心态，在国有资本的两次大规模挺进中，中央政府又先后两次颁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
由此，我们最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治理的经典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
你也许会认同吴晓波的观点：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在这本书中，我们的解读一直围绕着几个关键词：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与贫富均衡的不断博弈。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吴晓波最后总结道：中国式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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