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走到三家分晋之后，重建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惨烈的战争越来越频繁，各个战国纷纷开始变法，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成功者，那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蓝色”的、开放的，一个是“黑色”的、封闭的。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雄心勃勃，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孙浩辉的小说大秦帝国中，商鞅对秦孝公如是说，“魏国，甲兵财货之强，齐国，明君吏治之强，楚国，山河广袤之强，然，此三种强国范式皆不足效仿，根本原因在于此三强只强一时，不强长远，遇明君则强，平君主则弱，昏君而亡，秦国要强大，便要走根本强大之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鞅的根本强大之路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秦国是如何最后沿着商鞅铺就的道路，一步步成为统一中国的大帝国。
商鞅变法的背景是战国七雄残酷搏杀的年代，打赢战争生存下来，进行总体战，把全国所有资源集中起来用于战争是改革变法的总目标。变法经历了3个大的三阶段，分别是，奖励农耕，奖励军功，中央集权。
第一，奖励农耕。战争归根到底打的是经济实力，在农业时代，打的就是粮食和后勤补给，只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作为后盾，战争才能经得起长期的消耗，为了让秦国成为农业大国，商鞅颁布的第一条变革法令叫《垦令》，其主题只有一个：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农民。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慢惰、倍欲之民”。在《垦令》中，有二十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在农业政策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题的土地改革。“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上都远不及私有土地。在古今中外的所有变法或革命中，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与人民进行交换的最重要的筹码。就近世而言，列宁发动苏维埃革命的承诺是“和平、面包、土地”，孙中山推翻帝制的经济承诺是“平均地权”，毛泽东上井冈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包产到户”政策率先稳定了农民。商鞅是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上尝到了甜头的政治家。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说：“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如果不去经商，那就只有去务农了。在历代治国者中，商鞅也许是最仇视商人及商业流通的一位，他视之为“国害”，并出台了众多限制商业的法令，其中不乏极端之举。下面试列举四条。其一，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其二，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其三，推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其四，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讲，商鞅所推行的这一整套经济变革，与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这些政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国力，让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并因专制而产生高效率。《史记》记载：“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三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说到底，这就是专制的力量。第一阶段结束后，秦国彻底变成了单一产业的国家，除了军工厂，制衣工厂等少数手工业外，其余人口全部从事农业，专心粮食生产，秦国的国力迅速崛起，为秦国统一六国的连年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奖励军功。自武王伐纣之后，中国进入封建制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但是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已隐然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史载的诸多名将、儒士均为贫寒之士。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商鞅在第一阶段改革目标完成之后，推行了著名的军爵制度。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成为了平民阶层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国家目标”。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以国史论之，军爵制度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四大基本制度的第三个制度，也就是把社会精英纳入体制内的制度，在商鞅这里开始了有了雏形，通过军功把平民阶层的精英纳入到体制内，以维护中央政府的统治。
第三，中央集权。商鞅在政治体制上创立了郡县制度，也就是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恐怖专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奖励农耕再配套一系列的严酷的法令，比如连坐法，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气氛。每个人其实都成了国家战争机器的螺丝钉。全国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秦民，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是效率极高、效益惊人的正循环。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模式，秦因此被列国惊呼为“虎狼之国”。 在将全国的战争机制都发动起来之后，商鞅开始实施第三轮变法，目的是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其重要政策，就是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度。当时各国割据，从衡器到货币都极其混乱，即便在一国之内，也是标准不一。齐国称霸时，管仲就多次会盟诸侯，统一各国税率和称重尺度。商鞅当然不与诸国商量，他直接规定之。他提出“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指计算容积的衡器，权衡指计算重量的衡器，丈尺指计算长度的衡器。也就是说，他统一了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标准。商鞅完善并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他把小乡、邑合聚为县，设立县令、县丞、县尉等职务，组成县署，后来每征伐下一块土地，就增设一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县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朝廷据此对其进行考核，奖功罚过。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的根本制度。改革之后，中央的行政命令可以有效的传达到地方，不再受到原本封建贵族的掣肘。
在推行变法22年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商鞅随后被秦惠公处以车裂的极刑，并诛灭全家。但是变法并没有人亡政息，秦国继续在战争机器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公元前262年的长平之战时，秦军60万人，经过与赵军的长期消耗，终于在此次战役中彻底歼灭赵军45万人，其中白起坑杀降卒40万。这场战役的结果与其说是白起的智慧或者赵括纸上谈兵的恶果，还不如说是商鞅变法后，秦国综合国力碾压赵国的必然结果。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这一伟大时刻，真正追其根源还在于秦孝公与商鞅的深彻变法。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中进行一番审视，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历史性意义。
1，郡县制度日后成为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
2，军爵制度让有野心的孔武之人有机会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部分地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
3，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商鞅采用的是“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他将文人、商人，有技艺的人统统视为“国害”。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合理体现。
4，在经济模式上，商鞅试验的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的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商鞅变法中所推行的众多制度，如郡县制、军爵制、“农战立国”战略，乃至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都不是由商鞅发明的，不过却光大于他，并进行了系统性的、长期而有效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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