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对面。
在这静静的时光里，我一边品尝难得的乡味一边听她聊队里的人，听她聊七月份的大水，聊着聊着聊到她的脚上，说最近疼得厉害。好像证明自己没说假话，便站起来走给我看。也怪我，回家几天了也没注意母亲走路的姿势：她左脚很正常，迈出、落地时看不出毛病；跟着的右脚一落地就像被下面什么东西吸住似的拔不起来，再移的时候就显得极不协调。有点跛又不严重，走起来右脚像被拖着似的。
深冬的夕阳褪了色般的淡黄，从西窗进来，投映在东边的墙壁上。母亲的影子也在墙上，一上一下的抖动，如一支没握稳的笔拖出的轮廓。
我说明天上午带她去看医生。前年中秋回来好像也是这只脚疼。我慌忙带她去老湾医院，挂号排队，做B超，拍片子。结果医生说脚趾头上长了肉刺，做了一个小手术。在手术室门口，医生将剐出来的一个黄豆大沾着血色的肉疙瘩给我看，让我捏捏，说像石头。我的手没伸出来。
下楼时，八十三岁的母亲心里不再有了负担，尽管下楼梯时不怎么方便，仍拒绝了我的搀扶，她说她脚大，稳妥得很。
我笑笑。其实“知道”母亲是大脚，还应该追溯到我的年幼时光。
也许是肚子易饿的原故，从小我就是个爱哭的孩子，一沾上哭就像黄梅天沾上连阴雨，不容易停歇。除非这个时候往嘴里塞进点什么有味的，含着。这样，哭声才像涌向岸边的波浪渐渐平息。但带我的奶奶总是无法满足我这个可怜的欲望，只得一手轻拍我的后背，一面扯着唱歌般悠长的嗓音：大脚喂，孩子肚子饿了哦，早点回来喂奶哦。
喊的次数多了，有时恰巧给母亲喊回家。那时我知道“大脚”就是母亲的代名词。
奶奶是小脚，西边的老太太是小脚，还有孝胜的娘也是。她们走路都是一丁一丁的，很不稳的样子，看得我替她们担心思，不过也没见到她们摔过跤。有一次奶奶洗脚，我就蹲在脚盆边，想伸进自己的脚比比看，但我终究没敢，只估计比我的小脚大不了多少，像端午母亲裹的粽子。后来我就见到她们用拐杖，老太太的儿子在市里上班，是墩子里个个都羡慕的拿工资的人，他给老太太买的拐杖也很漂亮，枣红色的，像一股腾腾上蹿的火柱，燃到手心时，有个雕着张嘴含珠的龙头做把儿。比奶奶和孝胜娘的短竹竿子好看气派多了。
在我七岁的时候，老太太的拐杖不见了，奶奶的短竹竿也不见了，它们在记不清的某一个早晨，随着熊熊燃烧的纸屋化成了浓雾，变成了青烟，消失在村东边坟地的树梢间。
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作为奶奶长子的父亲还在安庆搞副业。丧事便由叔叔和母亲操办。那一阵子母亲尤为忙碌，我似乎整天都能听到那双大脚，踏在泥土地上的叭叭声。
没有奶奶的庇护，我再也没听到“大脚喂，大脚喂”这样的呼唤。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或者是漆黑一片，朦胧中的我就听到母亲的脚板响，然后是“吱嘎”的开门声。等我迷迷糊糊睡着再翻过身，一窗之隔的锅屋里已弹起了锅碗瓢盆协奏曲。吃过早饭，她匆忙扔下一句“在家里待着。”就去生产队上工。我只能和差不多大的孩子东游西荡，从高头墩子串到吴家墩，再到程家墩子。有时，偷偷的溜到北埂之渠，下到浅浅的沟里玩水捉鱼。
玩累了再去生产队的稻场。每到傍晚收工的男女社员都经过这里，热闹得像是看电影的地方。初夏，人们忙着从地里挑回收割的麦把子，一担四梱，比我们的人还高；到冬天，生产队去江边砍芦苇，挑回来过称再分到每家每户。父亲不在家，这挣工分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每当听到别人议论母亲一担有二百多斤，超过许多劳力（男社员）时，我心里充满着自豪感。
那时候我还住老屋里。圩区怕水，屋基都选择或者人为挑得高，屋前屋后就有陡坡，喂猪还要走上十几级泥土挖成的台阶。晾晒东西得翻过一条灌溉渠。
也是在这时，我庆幸母亲有双大脚，如果像奶奶那样的小脚挑着这么沉的担子，估计立也立不稳，不要说要跑三里多路了。
在外出打工的岁月里，我的双脚行走在他乡的土地上时，才感觉到一双脚支撑着的不仅仅是自已的身子，支撑着养家的重担，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深感母亲一路走过来的不易。
我的耳畔又隐隐传来奶奶的呼唤：“大脚喂，大脚喂……”但我知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让那双“大脚”恢复踩响泥土的力量。因为那双“大脚”正在渐渐萎缩，我的心便隐隐作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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