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俞秀
2008年夏天，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
爷爷长眠的地方，就在离老屋不远处斜对面的山岗下。这里，群山环抱。
老屋左侧，沿着石板路走到尽头是我家的桔园，桔园边上有核桃树，桔园里还有父亲种的梨，再往前是几株桃树。春天果树开花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就在树下疯跑、追逐打闹；夏秋时节，树上挂满了各种果子，往往是半熟不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爬上果树采摘啃食。
老屋右侧，是爷爷用栅栏围成的蜂舍，里面错落有致的摆放着十几个蜜蜂的小房子。花季来临，槐花、油菜花、黄荆树花成片开放，蜜蜂嗡嗡嗡飞来飞去，爷爷也就忙碌起来。
他穿上防蜂服，戴一顶圆圆的有面纱的帽子，套上白色帆布手套，搬来分蜜机、割蜜刀、滤蜜网。爷爷割蜜的时候，我不敢靠近蜂房，只好远远地躲在栅栏外，等待爷爷取回一罐罐香甜的蜂蜜。
爷爷头上盘旋着很多小蜜蜂，帽子上黑色的网纱像纱窗似的，我常常看不清爷爷的脸。等得没了耐性，每隔一会就喊一声：“爷爷”。爷爷每次都笑盈盈的，用满口浓郁的浙江话答应着，从来不恼。
取蜂蜜的日子，家里跟赶集一样的热闹。
每年，在确定取蜂蜜的前几天，好客的爷爷都会邀请左邻右舍来品尝他的纯天然蜂蜜。就连在我家附近干活的老伯也不放过，受邀请的老伯放下农活，进到家里喝上一碗，品评一翻，歇息一下，然后又甜滋滋的回到田间继续劳作。
养蜂、浙江口音、和善、脸上总挂着笑，这算是我脑海里有关爷爷的最早记忆。
稍长大些后，我渐渐知道了爷爷的身世，才明白爷爷说话的口音为什么与老家人不一样。
爷爷名叫俞嘉均，生于1920年中秋节这天，老家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拔茅镇上五峰村。我从爷爷的回忆录里得知，当时，远在浙江的家族有宗亲大祠堂，祖上曾出过侍郎和大学士等官职、先妣有诰命夫人及诰命安人的荣封。我曾祖父在世时，家境殷实，算得上名门望族。爷爷8岁那年，曾祖父去世，家道中落。11岁后，爷爷一直寄读于县城一位老师家里。抗战期间，即1938年，18岁的爷爷在军医学校毕业后，随部队来到贵州息烽驻防，在部队上任上尉军医。
1949年12月，爷爷所在的部队在息烽起义。次年，30岁的爷爷与奶奶付淑娟（息烽小寨坝人）同心永结。1956年，爷爷被调到流长乡卫生院工作（8年后调至相邻新场乡卫生院，已撤销）。
就这样，爷爷在这里安下了家，扎下了根，千里之外的他乡成了爷爷的故乡。
爷爷和奶奶非常恩爱。只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足14年。1964年的正月初一，奶奶患病不幸去世。听说那年的正月里，下了很大很大的雪。
此后每到奶奶的祭日，爷爷都会执拗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隔绝尘世所有的纷繁搅扰，奉上无比虔诚的心，与奶奶的灵魂相遇。一直到去世前，爷爷仍然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亡妻的魂灵。这一天，我们是不能打搅他的。
逝者已逝，生者仍要前行。
奶奶走后，爷爷没有再娶，他靠每月30元的绵薄工资，独自抚养我年幼的父亲，以及我大姑、二叔和只有一岁多的幺叔他们兄妹四人。
爷爷作为一个外省人，在遥远的他乡，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当时他带着四个子女，寄人篱下，租住在一户村民家里。每天，他早出晚归，根本无法顾及家里，帮助照料家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我父亲和我大姑身上。
正所谓长哥如父，长姐如母。当时，我父亲和大姑都只有10几岁，丧母之痛还没过去，他们便从悲苦的命运手中接过生活给予的种种磨难。父亲打柴挑水，大姑洗衣做饭、照顾年幼的弟弟。按照大人教给的方法，大姑将泡发后的大米在石磨上磨成粉沫，硬是用米糊一口一口把幺叔喂养长大。
爷爷几乎天天都要出诊，肩上挎一个出诊箱，里面有简单的能应对病人出现突发情况的物品及药品，外加一根既能防摔倒还能挡恶狗的棍子，这便是他的所有装备了。
爷爷出诊，每天来来回回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在看病归家路上，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一边走路一边捡拾柴火。往往等爷爷扛着一捆柴火，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时，我父亲他们四兄妹， 早已趴在家门口的石凳上进入了梦乡。
就算是半夜，只要有人来叫门，爷爷都会起床披好衣服，挎着出诊箱急急跟了去，绝不耽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病人的拍门声以及家里那条白色土狗声声狂吠中醒来，又在爷爷与病人家属越来越远的对话声里沉沉睡去。
因为爷爷多年扎实的医疗技术，加上他的认真负责，乡亲们对他非常信任和依赖。不仅如此，后来，邻县的许多患者也慕名前来找他看病。
尽管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爷爷还是边工作边拉扯大了他的四个子女。
经过许多年筹备，爷爷修建了我们家的第一栋砖木结构的住房。
那时建房用的砖块需要自己拱窑烧制。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和泥打砖坯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肩上。寒冷的冬天，父亲在凛冽的寒风中彻夜不眠，来来回回光着脚踩泥。泥土加水融合，经过父亲的双脚无数次的踩压，泥土产生更好的粘性，再做成砖坯，然后入窑烧制成土砖成品。
也因为这个原因，以后的许多年里，父亲的脚掌在夏天也会开裂，口子里经常渗出鲜红的血液，他那双脚烙下了那个年代苦难的记忆。爷爷的回忆录里提及此事时，对我父亲仍是深深的愧疚。
爷爷的人缘极好，修房子期间，附近几个生产队的乡亲天天过来帮忙修建。没用多久，爷爷的新房终于立了起来，一家人总算结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有了属于自己的避风之处。
新房落成当年，我父亲与母亲成婚。次年，我在这栋新房里出生。后来，这栋新房里又添了我的弟弟、妹妹们。爷爷修建的新房，庇护了他、他的子女和我们祖孙三代人。
爷爷从医院退休后，家里专门腾出两间屋子作为他的诊室，他可以继续为乡亲们看病。遇到家庭困难的病人，爷爷总是该打针打针，该拿药拿药，费用先赊欠着，手头方便了就给，没有也就算了，从没发生过因没钱看病而延误治疗的事。
爷爷虽然去世了13年，但乡亲们仍然一直感念着他的好。只是每次有人满怀感激提起爷爷时，我的心常常会隐隐作痛。同时，也会为有这样的一位爷爷感到自豪。
爷爷总是把自己拾掇的利落整齐。他经常穿的，是一件深蓝和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所有纽扣像列兵似的排列得整整齐齐，领口处露出白衬衫的线条，显得更加洁净干练。他诊室的老式木桌台面上，压了一块玻璃，玻璃经常被他抹得透亮澄明，桌上所有物品也都各就各位、码放有序。
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到家，我们都要争着往他温暖的怀里挤。因为争抢，时有"打斗"的状况发生，推推搡搡的结果是大的叫，小的哭。现场一片混乱，却是热闹非凡。没抢着的，怏怏不快围在爷爷身旁磨蹭。
每每这时，爷爷一定会在我们几双眼睛的聚焦下，渐次拉开所有抽屉，魔术表演般让一只手在抽屉里摸来摸去。吊足我们的胃口后，他会突然摊开手掌，让五颜六色的糖果、抑或是一小捧花生跃然在我们的眼前，惹得我们踮起脚尖上前“轰抢”后，爷爷便开怀大笑，嘴里依然嘣出说得不那么像样的贵州话：“幺，有的嘞，都有的嘞！”
爷爷从不喝酒，但他却是一位资深烟民。我的印象中，他从几毛钱一包的“红美蕉”到2元一包“的黄果树”。由于香烟的常年熏染，他的食指和中指微微泛着黄色。他喜欢抹上些风油精防蚊虫叮咬，他的身上，总是有一股烟草混合着风油精淡淡的好闻的味道。这种独特的来自爷爷的专属味道，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有一次，烟瘾极大的爷爷突然之间竟然戒掉吸了几十年的香烟。
那年，弟弟考上了大学，这是家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看着录取通知书，爷爷比谁都开心，可随即愁眉紧锁，操心起学费来。弟弟入学，要交几千元入学保证金，这对当时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爸妈的工资收入加起来也才二百来块。录取的喜悦还没过去，大笔学费就摆在了眼前。我父亲和母亲东拼西凑，终于在开学时筹到这笔钱。
就在这年，爷爷下决心戒掉了几十年的烟瘾，将买烟的钱，作为补贴弟弟的生活费用。
后来小弟考上大学，大姑、二叔及幺叔家的弟弟妹妹们也都相继考入大学。每到快开学的时候，虽然不再需要爷爷贴补学费，但他总是既开心又焦急，教育上这么一大笔开销，他总要跟着操心劳累一番才能放心的。
我参加工作后。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只要有机会，总想着回老家看望爷爷。
每次带儿子回去，他也喜欢往外曾祖父的诊室钻，那些瓶瓶罐罐同样被他当成玩具。大约在五、六岁的时候，儿子发现家里有一只打蔫儿的小鸡，他突发奇想，要拯救那只小鸡，便向外曾祖父要了听诊器，去给小鸡看病。“听诊”结束，爷爷为他提供了药瓶子、输液管子等等各种道具。儿子则学模学样认真地给小鸡输液。我欲要训诫，却看见爷爷满脸欣慰笑看着他的外曾孙，还连连拍手叫好，哈哈大笑！看这一老一小俩“活宝”玩得开心，实在不忍打断。
曾经以为，爷爷会像他修建的老屋一样，一直矗立在那里。但是，现实逼迫我不得不理性地面对生死。
以前每次回家，远远的看见院里正侍弄蜜蜂的爷爷后，我都会兴奋地扯着嗓子大声喊：“爷爷——爷爷——！”爷爷便立即丢下手中的活儿，应声跑到小道上迎我。
可是后来有好几次，我都快到家门口了，爷爷还没走到我跟前。爷爷好像突然间就变老了，他的步子开始缓慢。但他并不弯腰驼背，衬衫依然很白，纽扣同样整齐，满头白发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就算行动迟缓，爷爷还是会像往常一样迎接我，露出洁白的假牙和笑弯了的眼睛，仍然操着浓重浙江口音说出蹩脚的贵州话“幺，回来了！”我用地道的贵州话回答：“回来了！”
爷爷的大限还是来临了。那个日子是2008年06月25日。
那晚接到父亲电话，说爷爷心脏衰竭、伴随多器官功能衰竭，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我正在单位值夜班。听闻这个消息，我慌乱无助，浑身瑟瑟，语无伦次，四处联系同事接替我。
我连夜赶到爷爷所在的医院。谢天谢地，爷爷还等着我。可他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
依照家乡的习俗，我们把爷爷从医院接回老家。回到家后，爷爷异常清醒，跟前来探望他的乡亲们说话聊天，笑得很开心。遗憾的是，几个小时后，爷爷再次陷入昏迷状态。
凌晨6时左右，在一片哀泣声中，爷爷停止了呼吸。
爷爷的葬礼肃穆隆重。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前来送行———送葬的队伍很长很长，从家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没有了爷爷的家，到处空空荡荡。我终于明白，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爷爷出来迎接我的场景了；他再也不会在这里侯盼着我了。他已入了土。
以后的千年万年，爷爷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他再也看不见林中穿梭的小鸟、花间飞舞的蜜蜂；再也看不见河流静淌、大雪纷飞。
爷爷幼年丧父，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祖母去世时，他却远在贵州高原，连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无法实现。难以想象，当时以及那以后的许多年里，爷爷是怎样的肝肠寸断。后又遭遇我奶奶病逝，他独自拉扯大四个孩子，再后来，他又帮着带大了孙子、孙女。
我不记得爷爷生前是否表达过想要回浙江老家的想法，可我分明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他的孤独。当初我也曾有过陪同爷爷回浙江老家一次的念头，可这只是念头一闪而过，并没有付诸行动，总以为时间还长，爷爷会一直在。这于我们，是一件不能原谅、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弥补的天大的憾事。每回念及，心痛悔恨。
现在回想起来，爷爷生前喜欢听家乡的越剧，想必是思乡的情绪表达。这个时候，他的思绪早已跨越万水千山，飞到了他多年未曾回过的故乡。
印象最深的是夏日里，阳光从树叶的罅隙里透过，各种叶片好看的图案投向地面并随风变化着造型。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声声鸣叫，阵阵清凉的风扑面而来，夹杂着稻苗淡淡的清香。就在这样的时候，爷爷端坐在椅子上，打开收音机，抽出长长的天线，摇着一把蒲扇，和着音乐用他纯正的浙江口音轻声吟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我能感觉到，爷爷一定在他孤独的应和吟唱中，勾起了深深的乡愁，想起了他早已故去的父亲、母亲，以及远在浙江的关于家乡的一切。他的心灵，此时应该得到了短暂的慰藉。
或许，他还瞥见了奶奶瘦小羸弱的身影。
长大后的我们，就像刚出笼的小鸟般急切往外高飞，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逐年减少。家乡在每次遥遥无期的归途里，硬生生地变成了故乡。
父母退休后，去了城里生活；二叔、幺叔他们也分别修建新房搬离了老屋；大姑多年前就出嫁到了附近的村子。现在，爷爷当年修建的老屋已经没有人居住，早已破败不堪，斜对着他的坟茔。
多年没有回老屋了。2020年的中秋佳节，在爷爷诞辰100周年之际，我突然很想回去看看。在老屋不远处下了车，一步步向老屋走去，往事历历在目。
站在家院子里，恍若隔世。那些年屋子里的欢声笑语，嬉闹追逐，错觉般仿佛还在。视线逐渐模糊，泪水遮迷了我的双眼。
我推开老屋的门，走进爷爷的诊室。老木桌跟以前一样摆放在窗前，门后依然挂着爷爷的工作服。我的指尖轻轻触碰那些物件---听诊器、体温计、纸、笔，它们都原样不动地摆放在那里。只是澄明的玻璃台面上，落满厚厚的灰尘。我逐一拉开桌子的每一个抽屉，渴望从中发现一块当年含在嘴里无比香甜的糖果或是一粒粒质朴的花生。
墙角码放整齐的纸箱吸引我走上前去。那是一摞一摞捆扎在一起已经泛黄的处方。抖落上面的浮尘，抚摸着一张张上面留有爷爷刚劲挺拔手书的纸张，一切似乎还是从前的样子。爷爷生前坐过的木椅纹理依旧清晰可见，只是空空的、落寞地躺在桌前，扶手上积满了灰。
此时，黄昏已近，整个老屋被落日余晖包裹。我却情难自抑，如孩提时那般，伸出双臂紧紧环抱住自己———依偎在老屋的残垣断壁里低声啜泣。
这一刻，我多么希望，爷爷那些年轻吟浅唱的越剧中的“林妹妹”，是我一直未曾谋面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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