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盼望的一件事，是周末的傍晚跟着父亲一起，去离家500米开外的小山岗接大姐从县城回家。
我家在农村，兄弟姊妹六个，大姐1953年的，排行老大，我1967年的，排行第五，我和大姐相差14岁。由于家里孩子多，大姐读了小学就再也没有上过学，一者，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二者，能帮衬着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贴补家用。
然而大姐不安分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村子里搞个演出汇报啥的，总爱凑个热闹，间或也去唱个歌啥的，一来二去唱出名了，于是，成了公社（现在的乡政府）随叫随到的免费小演员，公社的干部也都喜欢她。
后来，有军工企业进居我县，我姐做为当地文艺人才，被推荐进了工厂，印象中是在工厂里任团干。
于是就有了文中的第一幕。
听二姐三姐四姐说，我在家中是最懒的一个，课余或者放假期间分配给我的劳动任务总是完不成，最后都是三个姐姐帮忙着做完。但唯有接大姐回家这件事是最积极的。
县城离家约七公里，那个时候没有车，我姐每周一至周五需要居在城里，然后周六下班后，从县城步行回家。冬春季节，昼短夜长，刚下班一会儿天就黑了。于是，父亲就会带上三、两孩子到村口山岗上接大姐。
和父亲去接大姐最多的是我和四姐。我不知道四姐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接大姐，但我知道，我是因为大姐每次回家都会带上好多好吃的，比如高梁饴糖、大白兔糖，还有吃到嘴里甜到心里的大西瓜。这些零食和水果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农村都是极其罕见、极其珍贵的，我因这些好吃的东西而在村子里的孩子中独显其大。因此，周六等待大姐回家就成了我一周当中最期待的时刻。大姐拎着水果，款款从薄雾中走来，成为了我心中最美的画面。
“接大姐”，三个最动听的字一直伴随我到初中毕业。其实我接的不是大姐，而是大姐手中拎着的西瓜。
改革开放以后，军工企业面临改制，很多军工企业不再生产军工产品，而要改为生产民用产品。为了找到更适合生产和销售民用产品的平台，我们县的军工企业搬迁到了外地。我姐也随着企业离开了家乡。
明月夜短松岗还在，但薄雾中依稀走来的再也不是我姐。
后来从我姐给父亲的来信中知道，我姐一定要让父亲给弟弟妹妹们读书，一定不能让弟弟妹妹们成为文盲。她们的工厂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我姐在这些艰难的岁月中自学到了大专毕业，然后我姐的孩子顺利考上了重点大学。厂子由亏转盈，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我姐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干部。从这些来信中我也得知，尽管我姐有了自己的家，生活也有过很多的曲曲折折，包括生病和手术，却从没有间断过接济我们，直到我们都长大。
于是我姐成了我生活和学习中，乃至后来的工作中，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是她点亮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后来，我姐退休了，身体也越来越差。虽然她间或也会回来看望父母、看望我们，却总不能在家多待些日子。其他兄弟姐妹五个也屡屡速速成家，有了各自的孩子和家庭，也有各自的工作，想来一次说走就走去看大姐的旅行也着实不容易。就这样两地分居着，两地思念着。我这时才知道，再发达的科技也代替不了相守。
很多时候，我隐隐约约总会嗅出身边有犁子的香味、香焦的香味、西瓜的甜味，吃着现在更高级的糖果，却始终吃不出高梁饴和大白兔的芬芳。我知道，那是姐姐的味道。
什么时候，明月夜，短松岗，能看到姐姐从薄雾中走来，手上拎着一蓝子芬芳无比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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