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精神——黑格尔哲学概略（三）

作者：傅永军、贾福新。来自《诗意的精神：黑格尔哲学概略》，济南：明天出版社（1995）。

四、自由的英雄感

你，啊，自由！伊甸园时代的神

圣的残余！正直者的明珠！

在它的殿堂里欢庆着

万民的荣冠而宣誓行动。

——荷尔德林

1.学者的激情

黑格尔很快就适应了普鲁士的风土人情。首都的日常生活同海德堡大不一样，社交面广，活动频繁。黑格尔结交的大都是些显贵，如大臣、枢密顾问以及科学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交往使黑格尔眼界大开。

但在家居生活方面，黑格尔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一如既往地过着俭朴的生活，虽然他每个季度的收入颇高，另外还有学生的听课酬金和稿费，生活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宽裕得多。黑格尔依然保持着精打细算的作风。给夫人购买东西的钱，女仆的工资及其它任何一项开支，他都要亲自经手并按项目一一列入家庭帐簿。

黑格尔乐于探亲访友，款待宾朋。我们的哲学家从不愿错过任何一次娱乐机会，倒是人越老越是少不了娱乐。他随时随地可以同人聊起来。他爱听城里的趣闻轶事，谈论起政治新闻总是兴致勃勃。在同年轻的女士交往中，黑格尔常常有一种舒畅的感觉。青春和美成了他献殷勤的对象，甚至使他产生一种爱慕心情。当然，黑格尔也喜欢结交一些平庸之人，仿佛他的沉思冥想需要由浅薄和庸俗来补偿似的。他对这些人自然也常常怀有仁慈温厚的感情。

但是，这一切外表上的随和，决不表明黑格尔是个遇事调和的好好先生。他有自己的判断力，性格中又有果断、坚决的一面。对于同他水火不相容的人，黑格尔常常是铁面无情，难以与他们泰然相处。哲学家发起怒来，总是气势汹汹，暴跳如雷。一旦他认为可恨，他就恨个彻底。

和黑格尔所衷情的事业相比，日常琐事和社交生活就微不足道了。晚年的黑格尔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热情，思想中充满了对法国式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向往。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以及思想的成熟，黑格尔对待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变得更为持久而平和了，他少了许多青年人的激情与浪漫，多了些成年人的冷静与练达。他不再像年青时代那样，追求革命的热情常常化作青年人的一时冲动（我们还清晰地记得，黑格尔在大学时代与一些同学密友组织过政治性的俱乐部，他们曾一起种植象征自由的“自由之树”，也曾不顾危险营救过一个流亡的法国雅各宾党人。而且，黑格尔当时的纪念册上，赫然写着“打倒暴君！”“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等等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

但是，黑格尔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并未衰竭。虽然他不再像年青时那样将法国大革命形象地比喻为“一次壮丽的日出”，标志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启明星，然而他也决没有像当时有些德国学者那样，由于害怕法国大革命，而倒向封建贵族一边，背叛自己的信念，急转弯变得保守、反动；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因对现实失望而陷入苦闷、沮丧、彷徨，走上了逃避现实、埋头东方古代文化和宗教研究之路，以此来麻醉自己那暂时还算清醒的大脑。

世道沧桑，风云流变，时代尽显本色，人人各奔归宿。黑格尔也愈来愈准确地把握了德国的现实，理解了资产阶级的命运，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因此，事实上，黑格尔依然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精神领袖。所以，在常人眼里，黑格尔背叛了青年时期的信念，成为普鲁士现存政治秩序的辩护者，政治上趋向完全的保守；而在有识之士眼中，黑格尔则仍然是一位资产阶级的思想斗士，并且不再是让激情统治智慧，而是一位充满睿智的思想斗士。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方面以历史唯物论观点彻底批判了黑格尔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唯心辩证法；另一方面又忠实于历史，高瞻远瞩，肯定了“德国资本主义行将胜利”的宣告者——黑格尔的功绩，指出：“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价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马恩全集》第1 卷，第496 页）。

黑格尔的学生、德国诗人海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指出了黑格尔及其先辈们的历史性弱点之后，又坚定地主张，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同样也是革命的斗士，并且是比法国革命者更为彻底、激进的革命者。因此，法国的革命者，至多才杀死了一个国王，而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则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所以他警告那些漠视这一事实的人，充满激情、充满诗意地宣告：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欢宴的裸体神仙和仙女中间，你们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身处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氛围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那就是智慧的女神。

正是因为黑格尔始终怀着革命的热情，所以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明确肯定法国大革命的语句。像下面这段话就表现得特别突出而雄辩。黑格尔说：

“这个（启蒙哲学的）否定方面以破坏的方式对待了本身已经破坏了的东西……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国家！是大臣和他们的宠姬仆妇的最盲目的统治，于是就有一大群小霸王和游手好闲之辈把掠夺国家的进项和人民的血汗看成一项神圣的权利。无耻和不义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道德是只适合于违法乱纪的。我们看到个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毫无权利，在良心上、思想上也同样地毫无权利。”（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2—493 页）

黑格尔用这样罕见的辛辣言语，无情鞭挞波旁王朝，来为法国启蒙运动及革命发展辩护。很难想象这类的话能出自一个保皇的哲学家之口。

言语是思想的心声，行动是思想的表现。许多哲学史家不仅旁征博引来说明黑格尔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屡屡提起这样一件轶事，说明黑格尔直到晚年，内心中一直保持一种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感情：1820 年夏季的一天，黑格尔在家中宴客。他叫人取来一瓶香槟酒，说要为庆祝今天而把它干掉。在座者不明底蕴，纷纷猜测，因为今天似乎是个平常的日子，没有人诞生，没有人逝世，也没有人晋升，柏林大学也好，普鲁士王国也好，这一天都没有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

最后，黑格尔一本正经地宣布：“今天是7 月14日。为攻破巴士底狱干掉这一杯！”你看，这位被普鲁士官方重金礼聘到柏林来为官方政治服务的哲学家，竟然要为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庆祝一番！

学者自有学者式的激情。我们只需承认一点：黑格尔始终保持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至死未变，这个学究式的人物，以自己更为现实的方式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做着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他与他的前辈们一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大潮，其影响至今还甚为深广。

2.哲学家的冷静

但是，也不可否认，作为理论家的黑格尔，始终在脑袋后面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自从黑格尔成为官方哲学家之后，他在政治问题上就走起了钢丝。虽然他没有与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完全沆瀣一气，但也基本上丧失了当年种植“自由之树”、救助法国革命党人的那种勇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实行专制恐怖统治，警网密布，钳制结社言论自由。这些专横也侵入了大学，不惟学生遭到镇压，连教师也受到迫害。一些负有重望而又满怀革命热情的学者，如洪堡、施莱尔马赫，都奋起抗议。但黑格尔却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敏感性问题，不愿招惹是非。

况且，黑格尔本人心中也十分明白他被召来柏林的使命是什么。自费希特去后，柏林大学的哲学教席久已虚位；各地闹事的大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学生不满现实，滋生事端。虽然这些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宗旨，也没有明确的政见，但还是在一些模糊口号的感召下，各自怀着不同的渴望与幻想，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去行动，去制造麻烦。

普鲁士政府为缓和大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才不得不延揽以《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名噪一时的黑格尔以餍众望。政府相信，哲学可以教导人们合理地、有条不紊地生活，使人们不去做违反常规的事情。而黑格尔的哲学正堪当重任。黑格尔深谙政府的这个目的。所以，他只得将自己对革命的热情化作抽象的的理论思辨，在日常事务中违心地去承担对国家的职责。自他一踏进柏林始，他就开始了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在他出任柏林大学教席的演讲中，就不失时机地讲了一番讨好政府的话。他盛赞普鲁士是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他说，人民同君主一起争取独立、争取消灭异族的残酷压迫、争取精神自由的伟大斗争，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哲学已经逃亡到德意志，而且只有在德意志才能生存下去。

类似的言不由衷的行为，黑格尔在政府的压力下做了不只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在他的讲演和著述中，黑格尔始终不忘他是官方哲学家，须为国家尽义务。1820 年，黑格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立即分送阿尔腾施泰因和内阁总理大臣，并附信给总理大臣，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全部著述的宗旨在于：

“证明哲学是同一般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直截了当地说，是同在普鲁士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将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光荣。”

黑格尔的这种庸人态度；甚至越出了政治领域，蔓延至他全部理论活动领域。他对哲学看法的前后变化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在他的早期著述《精神现象学》中，他把哲学比作“闪电的闪光”；可现在，代之出现的是把哲学智慧比喻为一只会做总结但不思考未来的老猫头鹰。这只“猫头鹰”没有激情，甚至有些悲伤；沸腾的生活抛弃了它的躯体，它断言，世界不可能年轻化。

黑格尔身上的这些庸人气质，备受后世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谴责。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出，黑格尔对普鲁士政府几乎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他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

但是，也应看到，黑格尔之所以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庸人的辫子，是事出有因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特征是由他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的。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德国的封建势力强大。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先天不足。

因此，虽然德国资产阶级也向往革命，渴望在德国消灭封建专制，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等资产阶级理想，但却没有勇气和力量进行革命。

德国资产阶级倾向于妥协改良，倾向于在开明君主制下实现德国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所以，德国的革命理论不同于法国的革命理论：法国思想家们自觉地担当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大胆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坚持不妥协的革命原则；而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则以极其隐晦的术语，把资产阶级的意志变为理论原则，以思想领域中的活动取代现实中的革命行动。恩格斯不无讽刺地说，德国哲学家是在“睡帽中爆发革命”。

除了上述原因，也不可否认，黑格尔染上庸人气质，也与他个人的品格有关。黑格尔是一位极其现实的人，对世俗荣誉爱恋不已。因此，在思想深处他渴望革命，要求变革，希望在自己的故土上实现自由、民主、人道的理想，甚至时常因这种渴望而满怀激情。但追求世俗荣誉和安逸生活的现实性考虑总能占上风，压倒不时涌出的激情。较之热情的青年时代，晚年的黑格尔确实是一位冷静的哲人。他十分清楚怎样同现有秩序打交道，怎样应付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是怎样讨好王公大臣。为了保持世俗荣誉和安逸的生活，有时也无碍大局地牺牲些原则。这样做在哲学家眼里不过是一种“理性的狡计”，为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而暂时作点牺牲而已。

总起来说，黑格尔对现实的反抗是有分寸的，对现实的妥协也是有分寸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的代言人缺乏阳刚之气。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过分地责备他们。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哲学总是它自己时代的产物；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自己的时代，这与妄想人可以跳出自己的时代、跳出这个地球，是同样的愚蠢。

3.睡帽中的革命

现在，让我们具体到黑格尔的政治学说，看一看这位哲学大师，是如何在睡帽中爆发革命的。

《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最能反映黑格尔性格的著作。翻开这本书，序言中的一条警言——“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首先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黑格尔的观点隐晦、模糊、多义的性质。革命人士和保守人士同样地能从这句警言中感受到某种暗示。革命者依照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依照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意义，自然相信，现存的事物并不一定是现实的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于把一时的兴致、错误、邪恶等等称作现实的。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偶然的存在，远配不上“现实”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强有力的字眼。所谓“现实的”自然应该指那些有生命力的、代表未来发展的事物。那些已失去生命力、没有了再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与未来发展相背驰的现存事物决配不上“现实”这个字眼。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理想就是现实而又合理的，可以在德国实现出来的。

因为，这种高贵的理想代表着未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它相反的观点稍微与它碰撞一下，就会一败涂地，出乖露丑。如此地解释这句警言，当然令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之欢呼雀跃。他们的“教长”赐给他们的是一把战无不胜的尚方宝剑，足以战胜对手的攻击。

保守人士也对黑格尔盛赞不已，感激不尽。因为，在这些蠢材眼里，这句警言可以被理解或者说可以被误解为替当时的普鲁士国家作辩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作辩护。因为现在的国王、王室、大臣、贵族、巨额财产等等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存在，因而是既合理又现实的。保守人士由此对黑格尔感恩不尽，是这位官方哲学家把哲学由个人的私事变成公共的事务，变成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忠顺工具。

如同序言，《法哲学原理》一书在内容方面同样给人一种隐晦、模糊、多义的感觉，对立的双方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例如，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保守人士对它表示由衷的欢迎。因为他们看到黑格尔将国家置于一切社会力量之上，主张国家代表着完善的整体，体现着真正的自由，达到了一般意志与个别意志的统一，因此既现实又合理。并且，作为完善的整体，国家总是以自身为目的。任何一个个体只有在国家中生活才能享有广泛的自由，保持着有尊严的独立人格或理性主体。所以，可以断定，个人感恩戴德地服从国家权威是最基本的义务。国家的统治权因此也就是一种无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也是国家享有的理所当然的权力。

不仅如此，更令保守人士欣喜的是，黑格尔直截了当地把国家权力等同于王权，并力图将君主美化为神人，美化为真理的地上代表，鼓吹王权就是一切，王权大于一切，王权就是“整体的顶峰和开端”。

而革命者也总能在这些保守的语句背后找寻出革命所需要的理论武器。例如，当保守派为黑格尔将国家比作地上的精神、“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走”、具有不可反抗的神力而欢呼雀跃时，革命者则看到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另一面。这就是：黑格尔看到了君主立宪制及开明君主对德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成长与成熟的促进作用。

因为，在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被分割的形势下，德国的发展停滞了，新兴资产阶级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和坚韧性，苦难的德国迫切需要一种富有生气的社会政治气氛。形成这种气氛的首要条件是将德意志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家一旦统一并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就能够聚集分散的力量，保证秩序和团结，从而造就统一市场，促进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发展。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详尽论证了全权政治统治的必要性，因此卓越地适应了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至于黑格尔的尊君思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德国病态的政治现实阻碍了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阻碍了一种能坚定地确立秩序、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可以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政治权力的出现，而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又先天不足，缺乏自信心，不能靠自己来解决统一国家、结束封建割据、建立强有力政治权力的问题，那么就交给强有力的开明君主吧！借开明君主的威力完成国家统一大业，造就稳定秩序，保证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说黑格尔的这些主张，恰恰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黑格尔本人对自己隐晦而易产生歧意的理论也自视甚高。他是一位有强烈现实感的哲学家，不想超越现实而让理性自由飞翔，去追逐那月影风声、镜花水月。对他来说，现实总是冷酷无情的，观念变成现实并非一蹴而就，它们之间往往有一大段距离。因此，让哲学观念抛开现实，一厢情愿地按照世界应有的样子去建立一个世界是相当幼稚、也是相当愚蠢的。因为这样一个世界只存在于创造者的想象之中，无异于海市蜃楼。

所以，黑格尔告诫我们，让哲学走在它所反映的时代后边吧！让哲学在时代潮流、历史事变结束之后再登上历史舞台吧！让哲学家由预言家变成考古学家吧！哲学只能审视风潮涌过的时代，只能反思发生过的历史事变。它不能挽回生命的青春，只能从逝去的历史中升华出一种老人所特有的成熟的智慧。

黑格尔说：“当哲学用灰色的颜料绘成灰色的图画的时候，这一生活的形态就变老了。用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这是一种崇高而美丽的比喻，似乎使哲学远离了新鲜的生活，成为用“概念木乃伊”雕饰历史的工具。实际上，应当是像海涅所说的那样，德国的雷公，行动总是迟缓，好像落伍整个时代。但姗姗来迟不等于不来。德国的雷公总有一天会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扯下面具，露出本色，发怒地宣泄着自己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但是现在，德国的雷公还必须扮演一个好好先生，至多是在自己聪慧大脑中构想一下自己今后的行动，在睡帽中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演练着自己未来的愤怒。

4.与反对者决斗

黑格尔哲学备受推崇。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对它都表示欢迎。黑格尔的事业如日中天，他的声望也日益增高。来自官方的赞誉声不绝于耳，而一般民众则对黑格尔充满了敬仰之情，许多人以能做黑格尔的学生而倍感自豪。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对手行列也不断扩大，他们意欲与黑格尔一决高低。叔本华——一位未来声名显赫的哲学家首先登场。

颇为自负的阿瑟·叔本华根本瞧不起黑格尔，他指责费希特、谢林是吹牛大王，而黑格尔则是江湖骗子。

“整个说来，黑格尔的哲学有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有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为了蒙蔽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们讲一些他们明知自己不懂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那些生性坦白的德国人，马上就会认为这些东西只有他们才懂，虽然他们暗中也并不太信任自己的知性；同时，为了面子起见，他们还会掩饰他们的不懂，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跟着起哄，一齐赞颂自己不懂的智慧，而那种智慧则正因此越来越具有权威性，越来越叫人敬服，越来越使那个认真相信自己的知性、独出心裁下判断的人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把事物解释成荒唐的胡说。黑格尔哲学中间，最明确的东西莫过于它的这个意图，即通过奴颜婢膝和正统观念以博得王侯们的好感。这个意图的明确性和讲义的不明确性形成极尖锐的对照，而且仿佛从鸡蛋里面跳出一个小丑，一大卷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末了出现了中学四年级早已熟悉的老太婆哲学，就是所谓圣父、圣子和圣灵，新教的正确性和天主教的谬误性等等”。（《叔本华全集》R·施泰纳本第12 卷第292－293 页）

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攻击夹杂着个人的某种主观感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反倒说明了黑格尔在当时德国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叔本华不仅从理论上诋毁黑格尔哲学，而且还公开向黑格尔挑战。1820年，叔本华到柏林大学任教，公开声明要和黑格尔在同一时间开课，意欲与黑格尔展开一场争夺哲学听众的竞争。校方答应了叔本华的请求，结果却让叔本华大失所望：他没有赢得一个听众。

他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24 个星期，开课时间只有半年之久，而且没有一次满座，往往只有一两个听课学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个听课的学生。人数太少了，叔本华的讲座不得不撤销。相反，黑格尔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此时再也不是初登耶拿讲台的那个面带腼腆、说话有点口吃的年青人了，他已成为众望所归的哲学导师，成了许多青年学生的精神教父了。

事实上，叔本华的失败，倒不是他的运气特别不好，而是他生不逢时。

当时德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黑格尔的哲学卓越地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深得人心。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此时无论如何不会打动人心。后来叔本华哲学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正是因为人们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人类的惨祸，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恰好投合了那些悲观失望的心灵，为那些灰心丧气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精神避难所。此时的人们自然会像当年欢迎黑格尔哲学一样欢迎他们曾抛弃的叔本华哲学。

当时，敢于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人是青年讲师贝内克。贝内克主张经验心理学，认为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贝内克公开在讲坛上批评黑格尔哲学，引起黑格尔的不满。不久，年轻讲师贝内克的授课证就被政府下令吊销了。他长期失业，到处流浪，直到黑格尔逝世之后，他才得以重返柏林大学，获得教授席位。

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对手和反对者，一个个遭到惨败，政府又极力维护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德国哲学界取得了全面胜利，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德国，占据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地位。我们说，此时的黑格尔，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名望，都已达到了成熟的顶峰，如日中天，令许多人仰望、崇拜。

怎么，大海沉落了？

不，是我的土地在生长，

一种新的热情托着它上升！

五、精神的浪漫之旅

一部真正的历史，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除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我们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去看待它们。——克罗齐

1.精神与历史

从1822 年开始，黑格尔开始作有关历史哲学方面的演讲，并且成功地重复演讲了4 次。这些演讲内容后来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

有一位叫加德纳的历史哲学家曾经这样说，“历史哲学”一词可以引起许多联想。有人认为它象征了一种水底怪物，19 世纪从形而上学（即哲学——引者注）的深水中浮出来，它的嘴偶尔张开，用僵死的（或不管怎么说是陌生的）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语言——作出预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概念渗透着十分诱人的秘密，其中并存着天才的预测和惊人的浅见，并存着科学的推论和明显的神话。

黑格尔的意图在于从历史中发现人类进步的合理性，它所关心的是精神生活以及人类理性对世界的主宰。因此，他坚持认为自然与历史是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主要在于：自然的过程不是历史性的，自然并没有历史。自然的各种进程都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通过这种循环的周而复始的运动构造出来或建立起来的。每次日出、每个春秋、每回涨潮都和上一次一样。循环只会重复自己，而不会改变自己。反之，历史就决不会重演自己。

历史的进步不是在循环中而是在发展中进行的。表面上相类似的历史事件总是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而成为新的事件，譬如战争在历史上时时重复出现，但每次新的战争总是不同于已往的战争而成为一种新类型的战争，这是由于人们在上一次战争中学到了许多新教训的缘故。

由于历史与自然的这种明显不同，历史就被看作是活生生的精神，是完全属于人类生活的主动表现，而人除了有思想的自由之外，决无其他更为主动的自由。因此，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思想的历史，人类的生活总是不断迈向自由的崇高境界。对自由的追求成为历史的首要职责。

黑格尔断定，我们之所以需要历史，需要历史科学，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历史中发现人类的精神性的东西是如何发展的；精神是如何从自然中显露出来的；这些活动又是怎样表现为人类自由的逐渐获得的；完全的自由最后是如何成为世界的最后目标及最终目的的。这些思想与歌德在《浮士德》中曾经表述的理想是一致的。浮士德在临死之前说道：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去开始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这又使我们想起年轻时的黑格尔，他也曾用诗表达心中不渝的信念：

古老盟约的忠诚更加坚定和成熟——

那是不曾信誓旦旦的盟约。

活着，只为了自由的真理而献身——

决不与禁锢思想的戒律妥协！

2.无形的手

那么，历史一经踏上通向自由的大道，它又是凭借什么力量使自己前进，并始终不渝地在泥泞的自由大道上奔跑的呢？黑格尔主张，历史是凭借必然性而向前发展的，而必然性又来自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理性。

然而，人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历史则更像一出没有情节、混沌不堪的闹剧。整个剧情发展完全受制于人物的意志，受人物的激情和欲念的控制。这些人物似乎并不以什么所谓的“自由”、“精神”的发展为目的，而是以个人的目的和自私欲望为行动的准则，从而使剧情场面（历史）就像一个“屠宰场”，在那里，人们的幸福、国家的智慧、个人的善都被提取上来，毁于刀下。偶尔也会有一点可怜而又微小的明智而善良的行为发生，但它们在整个历史广阔的画面上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整个历史大剧场，就是一个丑角的天下，纷纷扬扬，你唱罢我登场。

但是，你不要因为有恶的事实存在而悲观，更不要因为人的自私、有害的情欲、个人的意志成为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而感到失望。实际上，这正是理性所施展出来的狡计，它通过驱使激情来为它自己开辟道路。理性诱使激情、意志、欲念沦为自己的代理人，利用它们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因此，尽管表面上看，历史就像一幕激情的表演，但本质上，一只无形的手，导演着一幕壮烈的自由的活话剧。

这幕自由的壮烈史剧，其主角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人物。理性，这只无形的手，通过操纵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借他们的雄心壮志、惊人业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翻阅历史这本波澜壮阔的宏大史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似乎伟大人物、盖世英雄都仅仅是从自身出发，随意地创造了历史。像罗马时代的伟人凯撒，他从元老院的派系纷争中挽救了罗马，但是，他的真正目的却是“维护他的地位、荣誉和安全”；像中国的秦始皇，横扫六国，逐鹿中原，完成统一中华大业，开创封建一统帝国时代，但是，他的真正目的却是推行霸术，完成霸业，巩固世袭王权。既然如此，那怎样解释伟人、英雄行为与历史趋向自由的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呢？

黑格尔指出，伟大人物、盖世英雄也是受制于自己时代的。他们的长处是他们比常人更有见识，因此，他们能较常人更早、更清楚地看到时代的趋向、要求，洞见时代的意义。尽管有时他们并不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所包含的更深刻的意义，尽管更多的时候他们追求的主要是自己的个人问题，并受个人的激情所控制。但是，由于他们的过人之处，他们还是能更多地采取与历史的目的相一致的行动，使自己的个人目的与历史必然性恰当地协调起来，在自己创业奋斗的行动中实现历史的重托，完成时代的任务的。

所以，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个角度衡量伟大人物的行为，评价他们的功与过。应当允许他们为完成历史的最终目的而不得已地蹂躏一些无辜的生命，践踏前进路途中的一些花草。决不能用个别受害人的观点去审判伟大人物的行为。纯洁的道德规范有时是不适用于历史进程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决不是善良和幸运相得益彰的坦途大道。

黑格尔无情地嘲笑了所有拿一种私欲、自私尺度衡量伟大人物、盖世英雄的人。这些人打着反对把伟人、英雄加以浪漫主义神化的旗帜，在一种强烈的嫉妒感驱使下，企图尽量贬低伟人、英雄的声誉，说他们仅仅从自身出发，让自己的激情、功名利禄之心占上风，在历史活动中实现着一个自私的目的。黑格尔尖锐地指出，人们要理解一个伟人的意义，自身必须具备宽广的视野。仆人眼中无英雄——倒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人不过是仆人。

伟人、英雄创造了时代，同样，时代本身也创造了伟人、英雄。无形的手将个人命运与历史必然性联系起来，成就了历史向自由发展这一辉煌的壮举。也许用黑格尔本人的话，更能很好地说明这一关系：

“亚历山大和凯撒的活动曾经对之发生影响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本身，本来能够提高到由这两个人的活动所达到的那个结果的，正如时代本身为这些巨人所创造一样，时代本身也创造了这些巨人。正如这一民族本身是这些英雄实现其业绩的工具一样，反过来，这些英雄也是自己时代和自己民族精神的工具。”

3.漂泊的自由之神

世界历史是由无形之手操纵的朝向自由之神迈进的壮举。这幕悲壮的历史剧，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由4 幕组成的。其剧情是按照精神获得自由解放的程度展开的。由此，基本的历史发展方向被规定为从东方移向西方。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社会，中国、印度、波斯，然后是希腊、罗马，最后在西欧日耳曼民族和基督教文化中达到顶点。

黑格尔的这个构想得益于赫尔德。赫尔德曾经把人类比作一个从东方开始一趟旅游的漫游者，他的最终归宿是通向西方。这位旅行者曾经栖息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然后他又向着尼罗河进发，穿过地中海深入欧洲大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地球上漫游着，不断接近自我认识的高度。古老的东方是他的童年，希腊是他的青年，罗马是他的成年，日耳曼世界就是他的老年了。但这种老年并不是衰败无力的，他充满了理性和活力，实质上它是更加完满的成年。世界精神犹如一轮太阳，最初从东方升起。而那里的人们一瞥见晨曦便耽迷于喜悦与惊异之中，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围的物体出现了分明的轮廓。人类便从观照转向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创造出内在的世界、内在的太阳。而当日暮黄昏之际，他便凝视着这个太阳，把它看得比前一个外在的太阳更高。

黑格尔对东方极力贬低。他认为东方人根本不讲个人价值，他们为两种矛盾的性格所左右：一种是一心向往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另一种是俯首贴耳地屈服于各种形式的奴役。黑格尔以中国为例，认为在中国，人们不是屈服于父权之下，就是屈服于具有宗法性质的君权之下。在中国，存在一种绝对的平等，但根本没有自由，私人利益是不合法的；文武百官、臣民百姓要完全听从皇帝的摆布和制裁。在古老的中国不存在奴役和自由的区别，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权利。

黑格尔认为，印度也同样是一个静止、僵化的国家体系。印度较之中国，唯一的进步即是统治者内部存在差别。但归根结底，印度人也注定要像中国人一样，得过一种毫无尊严的奴隶生活。他们当中不存在伦理，也就没有正义和信仰可言。在印度最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肯踩死一只蚂蚁，但他们对于最低阶层的人们却视如草芥。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君主的横行霸道。

黑格尔对印度文化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文化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它的美即使在最可爱的形象中，也只是一种神经衰弱的美，在印度人敏感的心灵中，自由而又自立的精神已经死去，这种心灵没有理性的力量，不过是一场梦幻。世界历史到波斯王国时打破停滞，开始发展。因此，黑格尔将波斯人视为第一个历史的民族。在波斯第一次出现了精神的光明。

希腊的经历构成世界历史的第二个主要阶段，随着它出现了令人欣慰的重大进展，世界精神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史。黑格尔写道，我们一到希腊人中间，便产生宾至如归之感。希腊世界快快活活，使人向往。它是人类的青春时代；精神的朝气充溢着这个世界。黑格尔认为，希腊人得之于自然的水陆两栖生活，同时加上他们在陆地的强固基础，大力促进了文化交流、商品交换和殖民化等等。希腊精神的中心乃是美的个性。希腊人的整个生活渗透着艺术的精神，他们的气质是美的气质；但美并不是真。

如果说东方代表了人类精神的朦胧童年，希腊代表了诗一般的青年，在罗马，我们将发现人类最初成年的单调与贫乏。此时，自由的个性、淳朴的伦理已经消失，但是人类自由的形式基础却已经形成了。黑格尔认为，这个基础便是私有财产制。古罗马的艺术和宗教都以有限的智性和节制而著称。罗马人发展了人格的抽象的一面，即法学意义上的权利，为后世提供了一份盛大的礼物，使他们不致成为贫瘠的智性的牺牲品。

黑格尔耐心地追溯了罗马历史的兴衰，指出罗马的没落不是偶然的，不是凯撒而是必然性把它毁掉了。罗马建立在暴力和武功之上，自己毁掉了自己，黑格尔不同意那种认为如果除掉凯撒罗马就会继续存在下去的观点。相反，黑格尔认为，任何表面看来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其背后都有必然性在支配着。罗马世界惶惶然陷入被上帝抛弃的痛苦之中，为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准备了土壤，罗马帝国终于被日耳曼民族击垮了。

拥人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他们征服罗马这个衰老不堪的帝国，并且由于接触到异己的政治、宗教、文化，从而使日耳曼人本身开始发展。他们承认基督教，经过几百年，日耳曼这株坚实多节的橡树由于基督教而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虔敬的心情，最美丽、最热忱的信仰；另一方面，则是智力和意志方面的蛮风。最不合理、最粗糙、最鄙陋的东西都由于皈依基督教而得到肯定和认可。

黑格尔认为，火药的发明，促成了封建关系的崩溃。巩固的城堡、坚固的铠甲变得毫无价值，社会等级被铲平，骑士制度的尚武精神被铲除。此时人类具有了更健全的勇气和理性，他们开始向抽象的敌人展开了攻势。人类精神的天空逐渐地明朗了。印刷术的发明，希腊学术的复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一切标志着继中世纪的黑夜而破晓的新时代的一线曙光。但是，人类前进历程中的这次真正的日出却是以宗教改革为端倪的。黑格尔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恢复了基督教的原来面目。

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一直抱着赞赏的态度。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这一事件放到理性的高度加以透视。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贫困而又极端不公正的国家，它已经走到了垂死的边缘。对于革命后的法国，黑格尔写道，所有能思维的人都一起欢庆这个时代。一种崇高的情感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性和世界如今首次达到了真正的和谐。

但是，人类精神的最终完全成熟却是在黑格尔的祖国——普鲁士。在这里，它借助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建构世俗关系的大厦，这是世界精神已经达到的顶点。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对此，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黑格尔对普鲁士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他身上染遍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

不管结尾如何令人好笑，世界精神毕竟已经结束了它在历史领域的游历。《黑格尔小传》的作者阿尔森·古留加，曾这样富有讽刺意味地描述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历史领域中马不停蹄的经历：

“世界精神在亚洲的茫茫幅员上开始了漫游，在奥林匹斯山巅同希腊诸神举行过宴饮，又引导历代罗马皇帝、十字军骑士和无套裤党人进行过战斗，此后便在柏林栖止下来；它像一个老迈的、静待养老金过日子的官僚那样得到了安息。哲学家原来计划把世界历史过程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虑，这个雄心壮志却变成了为他周围的衰飒现实作辩护的可笑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