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

分享一个看到的故事。

我舅舅是县烟草局的职工。三十年前，他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一身正气、走到哪里都能招呼来一堆“狐朋狗友”的年轻人，工作是往各个乡镇的店铺送烟。他每天开着单位分配的一辆小三轮，怀揣一两千元巨款和一把水果刀，穿梭在乡镇的大小店铺中间。

因为在乡下待的时间长，他经常带回许多让当时幼年的我匪夷所思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的悲苦。

有一次，我舅舅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卸烟。进来一个白发拄拐的小脚老太太。她佝偻着干瘪的身子，颤颤巍巍的从怀里掏出一毛钱，向店老板嗫喏道：“俺牙疼啊，给俺称一两白糖行不？”我舅这才注意到，这老太太半边脸肿的老高。

店老板摇摇头，干脆的说：“一两白糖我称不起，你走吧。”老太太央求道：“那二两行不？”老板还是摇头。

我舅顿生不满，掏出钱包，对店老板说：“一直以为叔是个实在人，没想到一两白糖都舍不得啊，”转脸对老太太说，“你先别走，我给你称两斤。可是你要白糖干啥呀？”老太太说：“买不起药，按上白糖止疼啊。”说完就痛苦的捂上了脸。

店老板从柜台里拿出磅秤，边称白糖边说：“小王你不了解情况。村里这样的老人多了去了，我哪里管的来啊？就说她吧，她四个儿子都不管，让她自己住在前院的柴火堆里。我要是管了，人家儿还不揍死我哩。”

我舅跳了起来：“操他妈的！他儿子住哪儿？看我不弄死他们！”说着就往门外冲。店老板一个箭步跨出柜台，死死拉住我舅：“这是干啥？这是干啥？你可别给我惹祸！你可别给我惹祸！”又把里屋的儿子喊出来。两人合力，才没让我舅出去砍人。

在两人的劝说下，我舅放弃了打抱不平的念头。他在小店里买了一些鸡蛋和饼干送给老太太，但店老板说这些东西必须寄存在他店里，老太太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取，因为如果她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不出一天就会被儿子儿媳抢光，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呢。

过了一周，我舅又去那个店里送烟，店老板把他上次支付的钱退给了他，说：“你走之后的第二天，那老太太就死了。你给她买的东西她啥也没来得及拿。”

我们那里在腊月二十六有赶年集的习俗。那天通常是我舅最忙的一天，县城乡下来回好几趟装车卸货。有一年的年集下了大雪，他给最后一家店送完货后，发现三轮车坏了。好心的店主便把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了我舅，好让他在天黑透之前赶回县城。我舅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

骑到一座荒村道边时，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他隐约看见马路对面走着一个人。穿过马路，才发现是一个干瘪黑瘦的老头儿，穿着一件四处漏棉花的夹袄，背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把他的整个身子都压弯了。

我舅停下车问：“大爷你去哪儿啊？”老头儿说：“去县集上卖萝卜了，现在回家去。”我舅问：“家在哪儿？你上来我送你。”老头说：“家在某某庄。”我舅一听，还有五六公里，又问：“这么老远，你咋跑到县城卖萝卜去了？”老头说：“庄里人自家都种，只好在县城卖啊。”

我舅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让老头穿上，又一手稳着摩托车，一手把老头扶上车。可那一大麻袋萝卜却怎么也放不下。我舅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塞给老头说：“这萝卜我全买了，就扔到这儿吧。我先送你回家。”

老头一听，一下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抱住地上的麻袋说：“不行不行。俺忙活了半年种出来的，咋能扔了？”我舅说：“我不是买了吗？你嫌少我再给你加10块。”老头说：“你就是给俺100块，也不能瞎了这些萝卜啊，”委屈的像是要哭出来。

眼看雪越下越大，天色也越来越昏沉，我舅只好又给了老头10块钱，军大衣也没要，顶着大雪自己走了。

烟草买卖是国家垄断行业。我舅后来调到了烟草稽查队，查处私烟贩子。大多数情况下，烟贩子被抓，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嬉皮笑脸、敬烟拍马屁，求放自己一马；还有一种是去你妈的，老子没犯法，就是犯法了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有一次，我舅一行七人在一个镇集上抓到一个推着自行车卖烟叶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身早就过时的土黄军装，推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自行车；车前横梁上睡着一个婴儿，后座上绑着一叠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干烟叶。男人看到一群穿制服的人围上来，顿时面如灰土，浑身筛糠。

通常遇到烟贩，稽查队会开罚单并没收烟叶，但看到男人惨兮兮的样子和车上的婴儿，他们只说了一句“私人烟叶不能卖，抓住了要没收，快别卖了，”就离开了。

稽查队那天跑了几个镇子，半下午才回到县局。可当他们走进局大院，竟然看见办公楼门口蹲着早上那个男人。他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破自行车立在一旁，车后座上仍然绑着那一摞烟叶。

我舅舅走上去，问：“这么热的天儿，你也不找个阴凉地方让孩子避避啊？”男人指指自行车上的烟叶说：“阴凉地里怕你们看不见俺。俺把烟叶送来没收了。”我舅哭笑不得：“行了行了，烟叶我今天不没收了，你自己拿回去抽吧。”男人说：“公安局不抓俺？俺可不能进公安局啊，俺老婆是个傻子，俺儿子没俺可不行啊。”我舅说：“我保证公安局不抓你。你快走吧，一会儿我们领导下班看见你，你就走不了啦。”说着掏出钱包，把一些零钱给了他。另外六个稽查队员也都掏了腰包。那个男人流了泪，嘴唇抖动着：“哎呀，哎呀，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几天后，烟草局的门卫给稽查队办公室送来一个包袱，说是一个骑破自行车的农村男人送来的。

打开包袱，是七个新蒸的大馒头。

后来，我舅在三十岁时踏上了仕途，又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终于在仕途上为自己辟出了一条金光大道。我上高中后就很少见到他，也不再听他讲故事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和他一起去赶腊月二十六的年集，遇到一个衣衫单薄的卖菜老头儿。

别家商贩都是穿着暖和鲜亮的冬衣，兴高采烈的叫卖着摆满了自家小货车的新鲜翠绿的蔬菜；只有这老头孤零零的瑟缩在街角，鼻子耳朵冻的通红，一双布满血口子的手放在嘴边不停的哈着。他面前展着一张辨不出颜色的旧包袱皮，上面堆了几堆蔫枯发黄的韭菜和菠菜叶子。

我说：“舅，咱买他的菜吧。”舅舅瞥了一眼那老头儿和他面前的菜，说：“这菜买回去能吃？”我说：“大过年的，可怜可怜他嘛。”

我舅不可思议似的瞟了我一眼，说：“有啥可怜的，他自己没本事能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