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冬日夜晚，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我，忽然想起了高中同学敏。
自从高二分科之后，我们就成了同班同学，还做过同桌。都喜欢文学，家都是农村的，都简单天真，然后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晚上几节晚自习课之间，有一段大概20分钟的休息时间，是留给学生自由运动的。很多同学就在这个时间里，去学校那个有环形跑道的操场(不是塑胶跑道，是砖头铺的路面，但跑道两边有高大的白杨树)上散步聊天。
我和敏也偶尔去操场上，边走边聊。聊学习，聊未来的梦想。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将来想浪迹天涯，然后再把我的经历写成文字，发表出来。她听了大笑。
我们那时候经常看文学杂志。大众化的比如《读者》、《辽宁青年》；小众化的比如《散文》、《散文选刊》、《美文》、《散文诗》。我遇到好的文章，会推荐给敏看；她看到好的文章，也推荐给我看。
后来有个叫张浩的家伙，为了靠近和我关系好的两个女同学，敏和玲玲，就假装和我做朋友，然后再靠近她们。我当时那么天真那么傻，怎么能看透这个套路，进入社会前，我都一直以为张浩和我是真朋友。只是本能地反感敏、玲玲与张浩走得太近，就渐渐与他们三个疏远了。
所以，等到高三下学期，我放弃高考回家时，心情郁闷，就没有要敏和玲玲家里的电话号码。张浩倒是主动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进入社会半年后，我回忆学校里的事，才明白张浩是个损友，就不再联系他了。
离开学校整整20年了，不记得搬过多少次家，去过多少个地方。只是我的文学梦一直没有实现。
当时听班主任说，敏考上了广西的一个本科院校。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我出来打工后，也没和班主任联系过。我刚毕业时，是个道德洁癖者。一旦发现某人有道德上的瑕疵，就对他敬而远之，包括我们高二高三两年的那个班主任。
现在想起来就想笑，我当时是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每个人，包括自己。现在，我是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至于别人，不害人就是好人了。
我常常想，敏也许正在某个中学当老师吧。嫁的也是文化人，工作之余，相夫教子，生活惬意。
有时候想，真正和敏联系上了，也许未必就是好事。
就像我高二高三两年的那个同桌，当年活泼好动、天真可爱的斌。这家伙当年真是太可爱了，夏天在学校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弟弟接的电话。他在电话亭一边弯腰扭着屁股原地转着圈，一边嘿嘿笑着问：“咱家的西瓜熟了没有？卖了没有？” 我是陪他去打电话的，看得我一个劲地笑。
斌喜欢踢球，每次踢球前，都让我帮他打开水，买一次性水杯。而且叮嘱我，多找些女生来看球。我都一一照做。我是个身板单薄的书呆子，至今对各种球类运动的规则，依然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有一次自习课上，我对斌说：“那个和你在校外合租过房子的梁辉，在宿舍里说，你特别能熬夜学习。说你如果困了，就往眼皮上抹辣椒油，然后继续学习。”
斌的眼睛笑成了一道月芽，他嘿嘿地笑着问：“是梁辉这个家伙说的吗？他最能吹牛逼了！”
毕业时，斌也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当时我家穷得电话都装不起，况且他也不常在家，我就写信和他联系。2003年，我写信给他，迟迟没收到回信，我就没再联系他了。
2015年，斌忽然在百度知道上找到了我，并且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我打过去才知道，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东莞。当时他已经在东莞买了房子，老婆也是东莞本地人。而我打工的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广州。两个人在离得这么近的城市，却不知道。
然后我们互加了微信，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知道了他是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板。
当时是年底，很多工厂都在减产准备过年，我干临时工也不太好找活干，就没上班。斌听说后，就对我爱理不理了。偶尔联系，他也是说普通话。在我们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人，装逼犯才会故意说普通话，我也就不理他了。
我第一次和他通话时，他问我在干什么工作，我说在工厂打工，他就说：“你怎么去干那些工作！”
他不知道，没上过大学，又不通人情世故，连销售都做不了。不干这些工作，又能干什么。在广东，不会粤语，服务行业都干不了。
后来我才明白，斌是把我当成混一天算一天的三和大神了。我就随他便吧，虽然没删微信，但几年没发过一次消息。
所以我会想，假如我和敏一直保持着联系，也有可能她就是另外一个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另外一个人能真正理解自己，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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