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做了住家保姆，我就被寄养在二姨家里。二姨虽然与母亲最亲，可是两个表哥梁毓刚和梁毓林相继结婚生子，还有个未出嫁的二表姐梁毓珍，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住在东总布胡同的一处小院里，家里拥挤不堪。院子里别家的小男孩儿也经常欺负我。二姨夫和两个表哥都在电车公司当司机，两个表嫂都是售票员，二表姐当教师。他们工作都很忙，白天家里沒有大人。二姨除了做饭，看孙子，还是街道主任，有许多街道工作要做。每当看到二姨穿上外衣出去，我都会悄悄躲在里屋流泪。
二姨看到我经常在睡梦中哭醒，内疚自己没有时间照顾我，就又把我送到家住天桥的大表姐梁毓凡家。
大表姐一家人和二姨一样心地善良，非常同情我，不光在生活上尽力照顾我，还送我到宣武区福长街小学上了一年级。这让我幼小孤单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但她家的生活更是艰难，姐夫摆地摊做些针头线脑的小买卖，大表姐收点缝纫和洗衣缝被绱鞋之类的小活儿，还要供大凤、二凤、欧达三个子女上学。一家人挤在十几平的小房子里，没有我的床铺，一开始让我睡在箱子上，可我睡觉不老实，滚落了几次，后来就每天晚上给我搭临时床铺。
后来，大姐夫的生意每况愈下，一亏本就借酒浇愁，喝醉了就撒酒疯，大姐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万般无奈之下，大表姐就又把我送到了和平里胡同的一个远亲舅姥姥家。
舅姥姥当时已70多岁，她30岁守寡，独自带大了两个儿子刘治和刘勇。大姐送我到她家时对她说：“你的两个儿子工作忙，常不回家，您一个人太孤单了，就让服敏给您做个伴儿吧！”
舅姥姥刚强能干，就是性情有点古怪。大表姐平时没少照顾她，母亲也交足了生活费，但是钱装进她的兜里就甭想再掏出来。我的班主任张雨芬是个认真负责又严厉无比的女老师，每天都要家访一个学生。有一次张老师家访要检查我的牙具，我没有牙具，舅姥姥就拿出她自己的，告诉老师那是我的牙具；学校通知每人交两毛钱集体看话剧，她让我跟老师说早晨上学时把两毛钱弄丢了，害得我在剧院外面站了两个小时；她把炒好的木须肉藏在柜子里，每天让我吃炒窝头，还没有菜；我胃口不好，半夜爱咬牙，她就把修脚的老茧子收集到一起，告诉我再咬牙就往我嘴里塞。我想把老茧扔掉，又怕被骂，就把这些老茧包起来藏在炕席底下。有一次她忘了叫我起床，我怕挨批就沒敢去上学。刚一放学老师就来家访，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起晚啦，又肚子疼，所以没去。老师说：“起晚了也要上学，只是个迟到。旷课就严重了，耽误了课程，还要补课。”老师走了以后，舅姥姥拿着鸡毛掸子满院追着打我。呵斥我说：“我怎么教你来着？应该说：先肚子疼，后起晚了，你怎么说先起晚了，后肚子疼？起晚了也应该上学呀，这下让老师抓住了把子，不长记性就得打。”她越说越来气，最后还是邻居出面劝了半天才把她的气给消了。
现在想想，那个大杂院里住着的十几户好邻居，竟是我在那段岁月里的温暖。他们经常给我吃点儿好吃的，帮我洗洗脸，抹点雪花膏啥的，每次舅姥姥追着打我的时候，都有人象这样拉架，甚至把我藏起来。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变得胆小怕事，每次在学校做值日，我都不敢去擦黑板，因为擦黑板就要上讲台，上了讲台我的双腿就吓得哆嗦，站不稳。
每隔一个星期，母亲都会来舅姥姥家帮助洗洗涮涮，抽空带我上街遛个弯儿。那次我告诉母亲，我想吃肉。母亲说，“肉太贵了，我给你买块蛋糕吧，又香又解馋，还顶饱。”我哭着扑在母亲怀里，心想什么时候能天天和母亲在一起呀？
盼星星，盼月亮。这一天终于让我给盼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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