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充满不同国家民族色彩的香港苏豪区的一家西班牙餐厅，一边喝 Sangria， 一边看络绎不断，由行人电梯冒出来的各色人种，我可以看上一个下午。在这幅充满活力的浮世绘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路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伊利近街”和“Elgin Street”。留意到这条小街名字的人不多。知道个中历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假如不是最近有位殖民地遗孀出奇地跟我 “辩论” 鸦片战争和早期的香港殖民地景象，我也不会发现 “伊利近伯爵” 这个有纵火狂的大英帝国精英。
根据“维基百科”的简介，名字拖着一大串中古贵族衔头的 James Bruce 是第八世伊利近伯爵。在大陆的译名是“额尔金”。他生于1811年，卒于1863，做过加拿大总督，死前也做过印度总督。他最足以遗臭万年的“功绩”是在1860年的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圆明园。
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国会的大多数声音，基本上是反对侵华的。但首相 Palmerston 很懂得利用报章传媒歪曲真相和捏造事端，挑起民众反华情绪而最终获得国会的控制权。原来利用“自由传媒”愚弄群众来争取支持进行军事侵略是“旧桥”，并非新花招。
有关伊利近纵火的纪录很多。中国人写的暂且不评；就随便拿几个西方的记载，看看伊利近自己的盟友和后人对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评价如何吧：
Baldwin Project
“十月七日星期天，不准抢掠的禁令撤除，英法军官和士兵兴奋地在圆明园搜掠，什么能搬动的都拿走，搬不走的便尽量破坏。有人对宫廷灯饰镜画等开枪乱射，也有士兵用棒子把所见文物通通打破砸碎 。 。 。”很多类似的记载，都提及士兵们当时被胜利，酒精，和前所未见的金银财宝所刺激，处于疯狂状态。但法国人似乎在最基本的人性层面上，比英国人理性。
“当伊利近发命令要把圆明园夷为平地之后，法国部队拒绝参加，还公开谴责。” 这一点点分别，为法国人在侵略的丑行上加添了半点文化气息。经过三日三夜，圆明园终于被烧干净。十数天后，签罢“天津条约”，恭亲王设宴招待。英方怕被下毒而不接受邀请。法国人则有好东西吃从不会拒绝，大快朵颐之后肯定回去对英国盟友说风凉话。
Milwaukee Sentinel Feb 9, 1976
“ John Michael 爵士和英国第一师的整师军人，在1860年十月十八日开始把圆明园 200 多座建筑物纵火焚烧。”
抢掠破坏之后，只有圆明园门口的两头狮子逃过厄运，眼巴巴地守着刚被敌人彻底蹂躏过的家园。伊利近认为两头铜师又大又重，不值钱，便饶了它们。他做梦也想不到两头狮子据说是纯金所铸，上涂青铜，价值足以支付联军整场侵略的军费有余。
英国诗人 Jack Beeching 在他的著作“鸦片战争”中形容火烧圆明园是人类的损失，简直 “无法估计”：“圆明园是中国的宝藏，里面藏有的艺术珍品，古书名画，包括了人类最高境界的创作成就，这样的一批珍藏可以说前所未有，将来也不会再出现。”
虽然火烧圆明园的疯狂行为无可抵赖，但有些昏迷在帝国旧梦的人，仍然会想出一两个令人失笑多于愤怒的牵强藉口，替野蛮的先人辩解。最常听到的理由是中国人抓了“差不多二十个”英国和印度人，对他们施刑，令人权分子伊利近义愤填胸，才作出报复行为。在1860年未有什么“日内瓦公约”的日子里（有了公约又如何？今天还不是有越战，阿布格莱，关塔那魔湾等等层出不穷的打正招牌搞酷刑的例子？），一班被视为鸦片贩子打手的人（难道这个看法有错？），能够有命出来跟伯爵爷哭诉已经是个大奇迹，还要报复？觉得这个报复手段合理合比例的人，又是否会原则上认同现代“恐怖份子” 为了替数以千计万计无辜被虐待的伊拉克人报仇，而烧毁大英博物馆和温莎堡再加个白金汉宫呢？
另外一个辩解是当时的清廷傲慢自大，腐败无能，所以自取欺辱。帝国蛮人几乎可以说是替天行道。当年的清廷腐败无能是铁一般的事实，但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用来掩饰帝国列强的野蛮行为。有如一个杀人凶手对受害人的儿子说：“你的父母愚蠢无知加上四肢残缺，当年不是老子把他们宰了，你哪里有机会长成今天独立硬朗的一条好汉呢？” 你看受害人的儿子是否应该对杀父母的人倒地拜谢呢？
不过一百多年前的是非，有如灾场上空的浓烟，散去得越快越好。历史的教训，大家能够吸收牢记便好了。我今次意外翻伊利近的旧账，也不过由于一位仍然躲在历史的垃圾堆发帝国残梦的老太婆无意促成。想不到翻账过程中，发觉到人生原来十分公平。只要眼光够长远，历史的讽刺往往便是最公正的判决。
当年的胜利者，意气风发，自觉战无不胜，凡事都可以用诡计和枪炮解决。抢掠回来的横财，慢慢侵蚀了帝国人民原有的丰富创意和勤奋。不消多久，曾经庞大过，目中无落日的帝国便开始站不住脚，最后退缩回小岛上替人家搞财技过活。有好处的时候，间中还会替大佬出兵打三两个回合助兴。当年伊利近之流的帝国狂热分子最引以为荣的坚船利炮，在历史长廊中有如昙花一现，迅即烟消云散。大英帝国能够留给后世的，反而是既成事实的世界英语，不少的科学里程碑，音乐，戏剧，和英国啤酒 － 都是一些文化产品！ 更讽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背后，绝大部分都是反对军事帝国主义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当年的失败者，终于被野蛮的警钟闹醒了。跟着下来的一个多世纪，它面对了更多的屈辱和挑战，在几乎不可能克服的情况下洗心革面，不惜翻天覆地，力求再生。
与此同时，伊利近变成了中国香港的一条小街，名字被钉在街头，饱受风吹雨打。从原则上来说，在中国的领土上有条以伊利近命名的街道似乎不合适，好比在华盛顿来个“拉登广场” 或者在巴格达出现一条“布什总统大道”一样刺眼。但伊利近早已被人遗忘，与历史陈迹脱离了感情关系，变得毫不重要。中国人反正对历史有种包容的传统，已经发生了的便听其自然，又何必浪费精力去删除伊利近伯爵的大名呢？
谭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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