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情况是面对一节差课，大家都非常违心地讲一些话，搜肠刮肚地在寻找优点。譬如前些日子听了一节特级教师的课——《赤壁赋》。那是一节非常糟糕的课，普通话不标准尚在其次，从课堂结构看，明显地存在着漏洞，课堂上师生的双边活动也是浅层次的。执教者没精打彩，没有激情，将一篇非常重要的哲理散文上得毫无意绪。可是评课时，碍于特级教师的身份，谁都不敢讲半个差字，即便是执教者本人已经有言在先说这是一节很差的课，因为没来得及备课。但评课者仍然好评如潮。这在评课中是极不正常的，然而现在却成了极为正常的。大家宁可在背后议论出多少是是非非，但在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言。当然笔者也没有直言。然而，这并不是我不想直言，而是组里没有安排我发言。这就是评课中的另一种现象：评课主持人点名发言而不是采取自由发言的方式。我出席过很多次外校教师的教学观摩活动，一般发言者都是有相当的身份的。或是一校之长，或是一些名师，或是一些科研骨干，如果当时还有主管局的领导，那么肯定是局领导发言。一般教师想要发表意见却没有讲话的机会。
我校这次教学大赛还有一点值得深思：因为大赛人选早已确定，课题也早已报送到学校教学部，因而每一位教师的准备便显得非常充分：有的教师已经在别的班借班上课操练了一次，有的则干脆在本班作了预演与排练。这样就使所有的公开课都多少不等地带有了作秀的演戏成分。甚至谁谁回答什么问题都预先作了安排，一切都让人感到是在按某一流水线操作。这样的公开课失去了常态化，我觉得不是好事。平时在教学过程中，是不可能作这样的长期准备的。因而这样的听课也就成了一种形式，可我们的很多人都无视这一点。
这次大赛我觉得还有另一缺失。我校是一个青年教师居大多数的学校，而现在只有十六个教师参赛。有些教研组在分配名额时便出现了按年级组平均分配名额的现象，致使有些年级组中真正优秀的青年教师未能有机会参赛，这便使得这部分教师的自尊心与积极性受到了挫伤。这一本意为减少评委工作量着想的招数，或者说本意是为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活动却使部分青年教师产生了失落感，是不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的。
关于听课评价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考虑师生双边活动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但实际中的情况是，在我们这样一所学校，学生按生源质量分为三等学生（当然，顾明远先生是反对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的，但从成绩角度出发，学生确实存在着差异。而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可能更多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入学时为了学校的利益，部分未能达到录取线的学生是用金钱铺就了通往高中的就学之路的。我校生源状况与生源分布情况是这样的：高一十六个班级中，三个英才班，是从苏北地区免费招收的尖子学生；三个重点班，是当地超过高中录取线的学生；十个普通班，是线下生，都是要高额学费才能入学的。高二年级十四个班，两个英才班，两个重点班，十个普通班。高三情况与此相似），教师在英才班上课的感觉与在重点班上课的感觉是绝不一样的，而在普通班上课又远远不如面对重点班的学生了。师生互动情况也因班而异。譬如这次听课，历史教师臧某在英才班执教《如何评价辛亥革命》，教师将学生分为正反方，正方论点：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反方论点：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这一节课以辩论会方式进行。正方与反方都作了充分准备。课堂上学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有的侃侃而谈革命成功的标准，有的则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还有的搜索到孙中山先生的有关言论与评价，也有人援引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个别对文学有兴趣的同学则引用鲁迅先生的作品《风波》、《药》、《阿Q正传》来进行分析说明。教师本人担任主持人的角色，部分学生与历史教师担任大赛裁判。这样一来，这一节课便非常出彩了。教学高潮迭起，师生互动纷呈，教师轻松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公开课上到这种程度，不但热闹好看，而且很有档次。笔者当时刹那间恍惚身处国际大专辩论的赛场。这种教学效果在普通班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教师的水平与教学艺术是如何的高超。
应该清醒地看到，教师的水平与学养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在青年教师这一群体中，应该说差距更小。因为我校教师首先都必须过应聘考核这一关。可是现在由于生源情况不同，而产生了教师的优劣之分，这样的公开课该如何评价，我相信，一个清醒的教育工作者是应该给予深刻的思考的。
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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