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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警察，作为一名法医，你还有没有工作纪律，懂不懂工作流程？”大队长对着我咆哮。
我默然不语，只是低着头；我无力辩驳，因为我确实错了。我犯了一个任何一名警察都不会犯的错，我做了一件任何一名法医都不该做的事。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如果曲生的家属现在要明确曲生的死亡原因，你怎么办？如果现在有人告我们不作为，你让我怎么解释？”大队长的右手时而拍打着桌子，时而指着我的鼻子，看着犯如此低级错误的我，他怒不可遏。
作为一名法医，尸体检验是我的职责，然而对吊死在晾衣架上的曲生，我什么都没做。我对曲生的姐姐说，“你们自行处理后事吧，曲生应该也是这个意思。”我什么工作都没干，甚至连橡胶手套都没戴。第二天，曲生的尸体就被火化了。
第一次见到曲生是今年九月的事。那天早上刚到单位，大队长就对我说，“有人报警说，辖区一男子死亡了，可能是命案。”
我们火速赶到现场，看到的就是以下一幕。一名中年女子抱着一名十岁左右的孩子痛哭，男孩的衣服已经被血液浸透，中年女子左手扶着孩子的头，右手捂着孩子胸部的伤口。这名中年女子就是曲生，他头发乌黑，穿着朴素得体，看上去也就四十五岁的样子。
曲生的姐姐也在现场，她也在一旁抽泣。看到我们穿着警服，她跟我们说，“120来过了，医生说孩子已经去世了。”
我对坐在地上痛哭的曲生说，“我是分局的法医，我们现在要勘验现场。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孩子已经不在了。请你配合我们工作，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的。”
曲生哭喊着说，“法医，你学过医，你是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
我正准备说话，曲生爬过来，用她那布满血迹的手拉着我的裤腿说，“快看，孩子还活着，赶快救救孩子吧。”继而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边磕头边说，“求求你了，救救我的孩子吧，救救我的孩子吧。”
作为一名工作十年的法医，眼前这一幕我见过多次。每个生命得突然凋谢，他的亲人都会措手不及。我理解这一切，我也会悲伤。但作为一名法医，我有我的原则:我从不允许伤心的家属破坏现场，我也不允许一时无法控制情绪的家属影响案件的侦破进程。
曲生太过倔强，她也是我在现场见过最伤心、最难过的人。任凭我们怎么劝说，她都不愿跟孩子分开。曲生的姐姐、邻居、孩子的老师都在劝说曲生，曲生抱紧孩子，看着大家说，“求求你们了，让我跟孩子多待一会儿吧。”最后，我们强行把曲生跟孩子分开，我们只能将她强行拖走。
现场，我们将孩子的尸体进行了简单的检验。孩子身上很多伤口，衣服裤子上都是血迹，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凶手很快就被抓到，因为小区有人在屋内透过窗户玻璃目睹了孩子被害的整个过程。孩子放学回家，背着书包走在学校的路上，凶手突然手持匕首刺向了孩子，一刀，两刀，数不清捅了多少刀。
凶手也住在这个小区，有人说他是精神病人，有人说他脑子有问题，也有人说他有时候看着挺正常的。
第二次见到曲生是在解剖室，按照规定命案尸体必须解剖。曲生抱着解剖台上的尸体痛哭着，她抱着孩子喃喃细语。哭声夹杂着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并没有完全听懂。
她摸着孩子的头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命苦。”她一寸寸地检查着孩子的身体，昨天还活蹦乱跳，今天已是阴阳两隔。她看着孩子身上的伤口，一个个的数着，一个，两个，三个，她不忍一个个的数下去了，又重新抱紧孩子抽泣。突然，曲生猛地抬起头，“这个可恶的精神病，一定要判他死刑。孩子，放心吧，妈妈会替你报仇的。”
看着曲生，我默默的流着眼泪。眼前一幕，我见过多次，我对这种场景已经冷漠，但这一次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我擦擦眼泪，对曲生说，“行了，出去等会吧，别影响我们工作，我们会还孩子一个公道的。”
曲生紧紧的抱着孩子，“让我跟孩子多待一会吧。”
这一次跟上次一样，还是几个人把曲生拖走了。突然曲生发疯似的对着我大喊，“凶手已经抓到，你凭什么解剖我的孩子？孩子的命已足够苦了，你为什么还要给孩子再开一刀。”
从曲生的眼中，能看出她对我们的憎恨；在曲生眼中，此刻，我们也是使孩子受苦的凶手。
解剖工作顺利结束了，孩子的心脏被捅破了。纵使华佗在世，孩子也没有一丝生的希望。
后来我有见过曲生多次。曲生问我，“如果医生第一时间到现场孩子还能救活吗？”“凶手会判死刑吗？”“能让我到解剖楼的太平间再见见孩子吗？”
这些问题我都无法解答，抢救孩子是医院的事，法庭审判是法院的事；甚至连能不能见见孩子，都不是我能决定的。
在单位门口，我又碰到曲生了。与其说是碰到，不如说是曲生已经在单位门口等了我很久了。曲生说，“正好路过这儿，碰到你了。我问一下，凶手如果是精神病人，会被判死刑吧？”
我苦笑着，我不想告诉她实情但也不能欺骗她，其实结果是什么她也明白。我说，“应该不会。”
曲生并没有过多的纠缠，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就离开了。看着曲生的背影，我叹着气，摇摇头。
曲生的事我也了解了一些。曲生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婚后开始几年的生活也很是幸福。但是曲生一直没有生孩子，后来经检查是曲生不育。从此生活就是每天鸡飞狗跳，她跟丈夫、婆婆小吵不断，大吵也是经常有。后来曲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她被迫离婚了。
35岁时，曲生在路边捡到一个弃婴。她想过把孩子交给有关部门，她想过试着帮孩子找找亲人。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她觉得孩子跟自己特别有缘，要不然她跟孩子也不会不期而遇。
曲生收养了男孩，从此她跟孩子相依为命。她要工作，为了孩子她的挣钱。白天她去工作，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妈照看，晚上她就静静地躺在孩子身旁，看着孩子。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上幼儿园，上小学。孩子很是听话，学习也好，还经常帮她做家务。放学后曲生上班没法接孩子时，孩子就自己走回家。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孩子一个人回家的路上被杀害了，被莫名地杀害了。孩子跟凶手无冤无仇，只是凶手突然想捅人了，而那个人就是曲生的孩子。
好多天没见曲生了，有一天，曲生突然到我们单位哭闹。她大喊着，“凶手不是精神病人，他脑子正常，只是好吃懒做，每天待在家里。”她自己收集了好多“证据”，这个邻居说凶手跟大家有说有笑，另一个邻居说凶手上过学，还有邻居说凶手还会玩手机……。
从此曲生经常找我们大闹，目的只有一个，凶手要判死刑。她要替孩子找一个公道。
我们很怕见到曲生，因为跟她不能讲道理。她想的只有孩子和跟孩子有关的事。
曲生又跟我“偶遇”了，我想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曲生戴着帽子，戴着眼镜，曲生说，“你陪我说说话，好吗？”
我说，“你说吧？”
曲生说，“如果医生第一时间到现场孩子还能救活吗？”“凶手会判死刑吗？”“凶手肯定不是精神病人！”
还是那些问题，我没有回答。我说，“你应该去工作，生活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你如果一直这样，你的一辈子就完了。”
曲生说，“谢谢。我什么都干不了了。孩子就是我的全部，我的事你也知道。除了孩子的事，还有有意义的事吗？”
我对曲生说，“我把你送回家吧，快过年了，回去准备一下。”
曲生说，“谢谢你，你工作也挺忙的，你忙去吧。我还不想回家，我想去一个离孩子近的地方。”
曲生离开了，她一定是去解剖楼的太平间了。
凶手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出来了，凶手是精神病人，凶手不会被判刑。凶手有暴力倾向，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凶手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这份报告也许就是压倒曲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昨天我去出现场，派出所民警将我们带到现场，走到房间门口时，我发现是曲生家。
我明白了，对曲生而言，这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一切好像是意料之中，又好像是意料之外。
我推开门，曲生吊在阳台的晾衣杆上。穿着依旧朴素整齐，这也许是她为自己选的最好的衣服。
我震惊了，曲生怎么满头白发，没有一根黑色的头发，九月份时还是满头黑发。
我原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曲生却是一瞬间变老的；我原以为头发是慢慢变白的，曲生的头发却是一瞬间就变白了。
曲折的一生，坎坷的一生，正如她的名字“曲生”。
这也许是她最好的选择，儿子天堂的第一个新年她要去陪着。
看着满头白发的曲生，我默默地留着眼泪。尸体检验是我的工作，可是我不忍再“折腾”曲生了。我跟曲生的姐姐说，“你们自行处理后事吧，曲生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我提着我的法医箱，迅速离开了曲生家，我不忍直视曲生，不忍直视曲生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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