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历史与边界》读书笔记
第六章一开始作者提出了本章的中心主题：怎样看待一个现代国家？
如果说此前五章叙述了从古希腊到近代国家建立的政治的历史，以及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那么第六章，则是对人们对政治、国家进行分析的历史。有政治，就有人们对政治的观念，就有人们对政治的观念的分析，就有人们对政治的观念的分析的历史。
米诺格从两个比喻开始，其提出对大多数公民联合体（政治共同体）的比喻常常有两个。一是ship of state，即有人掌舵的航船；一是body politic，即政治有机体。把国家比作一个有机体，意味着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有生命的整体，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在协调的整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言，是不完美和完美的关系。这种政治有机体的观念是典型的古希腊古典时期，人们对国家（城邦）看法。如柏拉图即认为，正义即是城邦的各个部分和谐统一，生活于此的人们是最幸福的。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基督教撼动了这种政治和谐的观念。基督教一方面把政治降格为仅是维持和平的暂时工具，一方面将拯救每一个人的灵魂看作生活的根本意义。如此，在理论上，个人的完美与国家之间不再出现统一，二者出现裂隙。
历史的发展，使得作为个人的基督徒发现自己同时属于两个团体，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公民（世俗）社会。后者典型的有同业公会和大学。
米诺格认为，这些世俗社会的组织使得欧洲人能够适应向现代性的过渡。
在这里，米诺格提到了新的主权国家的产生和现代性的精髓。其认为新的主权国家，或者说是现代国家，在理论上，是同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平等臣民的聚合。这里实际上意指贵族的消亡。现代性的精髓则是这一新观念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出身所决定的位置。
这种观念，或者说个人主义的发展，首先是在宗教领域里进行的。在宗教领域，追求自己的志向以良心（conscience）的形式呈现。宗教改革使得诸多持有新教思想的信徒大规模迁徙，或是去往别国，或是前往新大陆。此外，赚钱、探险等志向也导致了一种统一的观念模式瓦解，人们开始热衷于追求自己的志向。这同样导致了西方世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徙。
进一步，人的完善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独立的个人再也不能被看作某一个单一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是国家的臣民，更是有着自己的私人活动。亚里士多德把人称作政治动物，认为人的完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而到了阿奎那处，人已经即是政治动物又是社会动物。迟至17世纪，大多数社会契约理论都将社会的兴起与国家的创立明确地区分开。
米诺格认为社会这一概念实际是从国家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也是概念上的一个抽象过程。
欧洲商业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关系模式，人扮演着商品的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的角色。
米诺格写道，到18世纪，人们已经把个人看成不仅是臣民或社会动物，而且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组合关系的参与者，这种关系即经济关系。
经济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基本上与参与者的意志无关的系统，因此与自然科学一样，需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认识。此时（18、19世纪），有些思想家的脑子里忽然闪出这样的想法：
从经济学中可以找到一把钥匙，打开真正的“人的科学”之门。典型如亚当·斯密，证明了经济是一个获取财富的系统，其运转也受科学定律的支配。
此外，与古代商业经济需要靠奴隶来支撑不同，现代经济的巨大成就靠的是自由劳动力。因此，许多人认为这证明了欧洲文明在道德上的进步性。而进步是靠理性取得的，凭借理性可以将生产的过程划分为更简单的组成部分来分析。
这里米诺格提到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不同。如马尔萨斯，对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潜能仍然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多数国家的人民将注定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贫穷绝对不可能消除。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看到了人类无限的潜能，这也激发了他们乐观的思维。
米诺格写道：到18世纪末，欧洲人学会了将自己看作国家中的臣民，阶级、机构、宗教中的成员或社会中的阶层，以及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也开始懂得他们是文化的承载者。理性主义使人们将自己看作人类的一部分，浪漫主义又使人们认识到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语言风俗，文化是一种精神机体（如德国人发明的民族精神一词）。
最终，现代的政治有机体（一个概念）成为了数个机体（现代诸多社会科学分支）。米诺格写道，如果我们将作为心理学基本要素的心灵加入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我们就得到了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
这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每一种都是一个组合关系（association），每一个组合关系的背后都是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些组合关系为现代政治冲突的戏剧布置了场景，提供了一个坐标体系，也从中衍生出新的政治学理论。如基于经济关系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基于文化关系之上的民族主义理论。
顺带一提的是，米诺格区分了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寻求民族解放时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人物如意大利的马志尼，一种是那种已经建立的国家与别国争吵时的情感化的团结一致。米诺格认为，这两种民族主义常常被人们混淆，以致产生这样的谬论：即然冲突都来源于民族主义，那么通向和平的道路就是放弃民族主权，由国际性权威机构来治理。
回到那诸多组合关系上来，研究这些抽象组合关系的人们也总想为每种组合找到一个最高动机，从理论上简化它们。例如“政治人”就是指受权力欲望驱使的人；“经济人”就是指受财富欲望驱使的人们。社会代表团结，而经济代表分离。似乎，全部的人类动机都会在这些现代的组合关系范围内起作用，例如权力和文化会纠缠在一起，体育运动和经济会纠葛在一起。现代社会的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简单化的判断动机和组合关系而导致的普遍的错误。
米诺格进一步提问：前述四种组合关系中哪一种是最根本的组合呢？
米诺格认为这个问题触及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霍布斯和黑格尔以不同的方式论证说，国家是最根本的，它决定一切其他的组合。马克思认为经济才是政治进程的决定因素，并正是他使人思考：某一个组合关系会制约其他组合。
米诺格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对此问题作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有些政治活动家始终有一种幻想，认为另外存在某种比国家更重要的组合。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想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某些领域里的社会、文化或经济改革，而根据他们的理论，这些领域比国家更重要。如果表层的东西能决定根基，那我们的理论必定出了差错。”
米诺格在本章结尾总结道，所有的那些尝试，其实是一种怀旧的渴望：希望回到现代国家产生之前的那种单一的政治有机体。其典型表现在于这些现代理论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诊断常常会落于“异化论”。
本章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分析现代社会，也即怎样看待现代国家。本文开头已经述及，米诺格试图展现人们关于分析政治、国家的观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政治思想史。米诺格从古希腊的政治有机体论开始，说到基督教对政治有机体理想的破坏和分离，再论及近代早期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再进一步是经济学的发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创造，最后落在现代社会科学以及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批判。此外，米诺格还顺带分析了重商主义、前后两种政治经济学观念、两种民族主义，以及对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都有精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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