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历史与边界》读书笔记（二）
米诺格在第二章围绕着古希腊人的政治观、公民观以及其为随后的世界留下的遗产进行了阐述。
对古希腊人来说，政治之存在需要公民，公民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类之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说服。政治的存在就是对暴力的限制。在古希腊人那里，好的政治就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大家都只服从法律，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政治也可以包括僭主、篡位者这样的比较低劣的政治，但绝不包括波斯那样的一种靠暴力和征服而形成的共同体。因为即便是僭主，他仍然受到城邦各种势力的制约，而不存在绝对的权力。
当然，古希腊的实际可能并没有所描述的那么好，平民派与寡头派在城邦内斗得你死我活。在城邦之间，战争肆掠。但他们仍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例如击退甚至征服了那个庞大的波斯帝国。
古希腊人与现代人同样秉持人文主义的信条，但却与经过基督教改造后的现代人文主义大相径庭。在古希腊人那里，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理性。人如果屈服于感情就会沦为低等动物。如果傲慢使人以为自己有多伟大，他们迟早会遭受毁灭性的报应。人类得以延续的奥秘就在于有自知之明，并适度地表现自己作为人的能力。在探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时候人类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自我表达形式，也只有在城邦中可以享受到这种快乐。
令现代人文主义者感到不安的是希腊人的如下观点：
既然一部分人的理性低于另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更低等的人。与主人相比，奴隶的理性就特别差。亚里士多德即是如此认为，他很清楚有的奴隶很聪明，有的主人很蠢，但在探讨希腊政治体制本身的理性基础时，这些具体的个例并不能作为强有力的反对声音。正是因为如此，古希腊人的公民权被局限在了成年男性自由民上。
在探讨了希腊城邦的政治观念和理性基础后，米诺格转向了对希腊的政体和政治生活的描述。
不论希腊人的城邦有多小，公民有多少，他们的政令总归是出自聚在集市广场上讨论的平等的公民，而非君主的宫廷。雅典的公职主要由抽签和选举产生，尽管实际上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往往是有权势的人。米诺格举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例子。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三卷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集会的雅典人辩论如何惩罚反抗雅典统治的米提林人。克里昂主张灭绝米提林男子并将他们的妇女儿童卖为奴隶，他认为要想维持一个帝国就必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无情的措施来防止它崩溃。他的论辩对手迪奥多托斯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理由是无情镇压只会使雅典庇护国的人民一遇机会就会拼死反抗。在这场论辩中，迪奥多托斯获得了胜利。
参加公共论辩的公民，实际上都是一整个家庭（oikia）的代表。家庭是古希腊最小的生产单位。在这个生产单位中，女子从属于男子，子女从属于父母，奴隶从属于主人。希腊人在家庭的领域里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这也涉及到希腊人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人工与自然的区别。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种矛盾关系：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
希腊人在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政治学与历史学，这两个学科对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值得留入人类记忆”的看法往往是相同的。
米诺格还探讨了梭伦改革之于西方文明的意义。梭伦首先谨慎地将地域单位作为政治活动的基础，这就使各个家族或部落的成员融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选区具有同样的功效。其次，完成改革后，梭伦有意地离开雅典十年之久，让别人来管理这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分权原则的雏形。
治理城邦国家的一套职位体系，与规定这些公职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一同构成了宪制（constitution）。宪制一方面划定了政府公职担任者的权限，另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有规范的空间。宪制使政治有了具体的运作形式，政治科学的起源也正是源于对宪制的研究。
希腊人基于对宪制的研究提出了循环论。君主制极易蜕变为僭主政体，僭主政体又被贵族政体推翻，贵族政体蜕变成剥削民众的寡头政体，寡头政体又被平民政体推翻，平民政体蜕变为动荡的暴民统治而使人民无法忍受，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夺权变成君主。于是循环又周而复始了。
政治学中的周期律知识启发了这样的设想，也许可以设计出一种能打破这种循环的政治体制，使国家即使不能长存不灭，至少也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米诺格认为这种设想是可以实现的。第一，政府的数种职能可以由不同的职能机构和议会团体来分担，即在一个人、一小群人和许多人之间分配权力；第二，均衡富人和穷人的利益，防止以上任何一类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分权理论也是西方政治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现代，都莫不如此。
米诺格在第二章最后的总结中让两种观点进行了交锋。
一种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故政治判断总是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
一种认为人永远是他所处社会的产物。
这两种观点孰优孰劣，米诺格并未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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