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近代商海里的中流砥柱，经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演绎，更是大名远扬。于是就不禁有人要问了，晋商辉煌前的原始积累是如何完成的？《杂文报》上刊登过周英杰先生的《“奴才”不是随便叫的》一文，就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搞笑式的解答。且听周先生的解答：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战败的李自成从北京仓皇撤退，“由于李自成的军队满载从北京劫掠的珍宝等物，通过山西等地向内陆奔逃，而背后清军八旗的劲旅又追赶得实在太急，所以导致李自成的许多军官被迫在山西境内的农田里丢下大批的金银财宝，直接便宜了山西的农民。这些世代务农的贫民一夜之间成了巨富，有力地推动了山西银行业的发展，‘山西票号’于是开始风靡全国，至今令人们津津乐道。”看了这段文字，让我这个山西人忍俊不止，这种荒唐的解释不知周先生是从那本圣贤经典里找出来的。依我的愚陋学识看来，事情的真相全不是这样。
早年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强军和30多万匹的战马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洪武三年开始实行以粮换盐引的开中制，山西处在中原地区与蒙古的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有经商传统的山西人自然就适应这种需要到边防重镇去发展贸易。明代中期，在辽东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晋商的活跃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历史文献多有记载，明人王士性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广志绎》卷三）——指的即是十六世纪末叶的情形。从这儿可以看出，周先生说的什么捡了李自成败军丢下的几个金银财宝，才使“山西票号”发扬光大就显得太可笑了，即使真丢了，难道正好是创立“山西票号”的晋商所捡？见钱如命之辈即便捡了也难成什么大器。
1690年，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晋商范毓滨为输送军粮立了功，被授予二品官衔并取得了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进一步拓开了西北市场。这时候，晋商财富的大增自不待言。可以说，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穿越了大陆，山西商人被称为“西帮”。清代，山西商人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两岸关系》2006年4期）就这样，晋商靠其诚信，靠其智慧，再加上坚韧不拨的毅力，很早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日后“山西票号” 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资金基础。
在票号产生之前，商人外出贸易全要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也得靠镖局把现银运回家，不仅费用高而且不安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晋商雷履泰经营“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于是就有人在北京将银钱交给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再在平遥总号取款，实现异地汇兑。开始这种异地拨兑只限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后来，雷履泰觉得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创立“日升昌”，业务也由单纯的汇兑发展为吸收存款和放贷，生意一派兴旺。有了“日升昌”的经验，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覆盖全国、融通天下的山西金融业。在一百多年前，晋商就创造了如此的辉煌业绩，比起现在那些只知卖祖宗资源还要拼命显摆的煤老板们，不禁让人顿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感喟。从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到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落的近百年间，票号经手汇兑的银两达十几亿两。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其间却没有发生过一次内部人卷款逃跑、贪污或被诈骗的事件。在现代的中国，各大银行都实行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蛀虫丛生，时不时就发生员工转款逃跑事件，我们的老祖宗怎么就能在那个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创造出这么伟大的奇迹呢？除了山西人的诚实守信外，当然还有赖于内部严格的管理，但这种管理之所以有效，还在于晋商创造性地实施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身股制为形式的分享制。分享制是指全体员工分享企业红利。
票号员工的待遇非常优厚。这种待遇分两部分。一是实行供给制，所有员工吃住都在票号内，本地员工节假日可回家，驻外员工，按远近不同有不同的假期。在票号期间，吃、穿、用、住，以及驻外员工的回家旅费都由票号负担，而且供给标准在当时都相当高。二是收入，又分两项。一是每年养家用的工资（票号中称“辛金”），70％的员工在70两左右，最高达100两。此外就是身股制——分红。身股只分盈不分亏，即只有权利没有风险，分红的银两非常可观。各票号大掌柜每四年可分1万两银子，各地分号掌柜及中层管理人员每4年也可分五六千两银子。当时一个七品县官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为每年1050两银子，4年才4200两，而票号中层人员仅分红一项就超过了县官，还不包括每年的免费供给和辛金。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使严格的管理制度得以实施，而且使员工愿意为票号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在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入侵，总号让他们尽快撤回时，仍坚守岗位，减少了票号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票号吸引了当时山西最优秀的人才，造就了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从商高”的社会气氛。当时山西人择业的顺序是“一进票号，二进衙门为吏，三才读书考科举”，人们不以有什么功名表示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以在票号有多少身股表示社会身份和地位。（《中外书摘》2006年第5期）
由此看来，一百多年前，晋商就似乎懂得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精髓，“山西票号”能够辉煌一时也就不足奇怪了。而周英杰先生在文中却如此描述晋商的辉煌，不但有失公允，偏颇之至，而且也太污辱我们的老祖宗了。如果他们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也会大声抗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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