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韵律与王力的《中古音韵表》

很多人都说“音韵学”是汉语里最难的。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最难的”，只是看起来是“最难的”。而很多人之所以认为音韵学难那是因为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音韵学，只是被一群老千手忽悠惯了。

应该说凡是做古汉语、古文学、古文献学、历史学、古哲学的都要涉及音韵学，都对汉语音韵学不陌生。但也正是这种“不陌生”使其忽视了很多问题。在现当代研究古汉语音韵学的人中，王力尽管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一个，但也是最强的那一批人之一。前两天孔德杨还说当年在古汉语方面王力一派势力最强，影响也最大，这是事实。王力在古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标杆之作是他的中古音韵学研究，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那张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独此一家的《中古音韵表》。从王力的具体研究情况来看，《中古音韵表》是以唐诗用韵为基本资料的，但是，我们现在按照《中古音韵表》来读唐诗，85%以上的唐诗都不押韵，事实上《中古音韵表》只不过是废纸一张，毫无价值可言。

为什么按照《中古音韵表》读唐诗，大多数唐诗都不押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关系到唐诗的原生态问题，关系到“唐诗的当代”社会地位与价值问题，（这里要区分清楚“唐诗的当代”和“当代的唐诗”两个概念）关系到“唐诗的当代”社会文化关系问题。应该说，在“唐诗的当代”，唐诗并不算得上纯粹意义的精英文化，这与隋代之前的诗歌和宋代以后的诗歌生态有着明显的不同，隋代之前的诗歌属于贵族—士族文化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之后诗歌属于士大夫文化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贵族—士族文化还是士大夫文化，从根本上都属于精英文化，关于这一点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的《导论》部分曾有过讨论。但唐诗在当时体现得更多的则是大众文化精神，就像北宋时期的词（其实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词）、元代的杂剧、南戏，因此唐诗中最经典的作品都不是自诩为社会精英的文人的群体语言，而是大众化语言，只不过是通俗而不俚俗，不庸俗而已，关于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找最经典的作品仔细体味。也正是因此，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杜甫的诗，在当时都是押韵的，只不过他们是在大众化语言中押韵，而不是在精英化语言中押韵。但语音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历史变化而慢慢变化的，到了宋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对文化的再次垄断，这个阶层中的语音相对于唐代大众化的语音已有了非常大的差异，用宋代当时的音韵来读唐诗，很多都已无法押韵，正是因此在宋代文人眼中，李白的诗歌不合韵律，甚至认为李白诗不懂诗歌韵律的，而杜甫最经典的那些律诗都成了“拗体”，也即不合韵律，只是因为社会思想文化原因，他们不敢说杜甫诗歌不合韵律罢了。二对唐诗韵律的专门研究其实就是开始于宋代，而到了元代、明代、清代，时间去唐代越来越远，音韵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但研究唐诗音韵者却基本上都忽视了这一点，更何况他们都是站在精英文化的角度，站在精英化语言（他们对大众文化，对大众语言越来越排斥，往往嗤之以鼻，称之为“淫声浪语”）的角度读唐诗，其对唐诗音韵的认识自然也就越来越不着边际，离实际越来越远。而王力的的音韵学延续的正是这种精英文化精神，其所为的中古音韵学正是从宋元明清人对唐代音韵的认识而逆推出来的，尽管他一再声称注意到了音韵的历史变化，但他所为的“历史演化”只是精英文人对唐代音韵的认识的“历史演化”，而不是音韵本身的历史演化，因此它的那张著名的《中古音韵表》也就只能是宋代以后精英文人对唐代音韵的认识的“历史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痴人说梦的梦幻试历史图景，而不是中古音韵的事实本身。

事实上，正是由于宋代以后，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对文化，尤其是文学话语的掌控，使得宋代以后的诗失去了其内在的自我，从而使得宋元明清近千年成了中国古典诗的黑暗地狱，尽管后来还有不少人时不时祭起所谓的“宋诗”的大旗，但在伴随着宋代以后整个社会思想内在化、内敛化的同时，诗却走向了外在，走向了茫茫无涯但却一无所有的外在，走向了思想与艺术的荒漠。在这种情况，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只能再次由民间兴起的其他艺术形式来取代诗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了，而这种艺术形式就是词，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宋词。但是，由于士大夫阶层对艺术话语权力的操控，词在北宋前中期仅仅兴盛了一百多年便也走向没落了，也堕落成了士大夫们附庸风雅的装饰品，因而到了宋元之际又继之出现了另一种艺术形式——曲，和词一样，曲最初也是一种民间艺术，是一种大众通俗艺术，元代的无论是散曲、套曲还是杂剧、南戏都是民间艺术，都是非士大夫的大众通俗艺术。

关于唐诗韵律与王力《中古音韵表》之间的矛盾，多年前就一经发现，而三年前，因为写《唐五代李白评论史论》，在对李白同时代到五代的诗人作品进行梳理时则发现则个问题非常突出，于是就试图寻找其中的因由，但却始终不得其所以然。而一个月前看到董文博转载一篇题为《读唐诗需用陕西话》的文章，我看完之后感到有趣，于是在转载时说“应该用洛阳话读”，这本是一句无意识的戏言，但随后半个月前小穆同学则有开玩笑说“请用洛阳话读一首”，但这却触动了我的神经，竟发现我无意间说的那句话是合理的。唐诗“应该用洛阳话读”而不是用陕西话读，而且必须是用洛阳本地的方言，而不是现在流行于洛阳地区的带有洛阳腔调的普通话。因为在唐代的主流文学语言是洛阳话，而不是陕西话。

事实上从传说中的夏王朝开始，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就在以今天洛阳为核心区域的九皋山——龙门山——嵩山一带，之后一直到西周建立，尽管其都城在镐京，但在西周建立伊始便开始营建东都洛邑，之后洛阳成了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诗经》的时代，所谓的“夏言”、“雅言”其实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方言，可以统称为洛阳话。因此到了孔子的时候，他就指出读《诗经》要用“夏言”，而不能用孔子故乡鲁国的方言。之后只有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原后，通过政治手段强力推行秦的方言也即陕西话为官方语言，但不久天下大乱，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即废除了陕西话的官方语言地位，而以叔孙通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儒生则试图通过提高儒学的地位来将当时的齐鲁方言升格为官方语言，但这一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同时，来自楚地沛县的刘氏皇室则试图将楚语作为官方语言，然而这一努力也同样失败了，以当时的东都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方言则又逐渐升格为不折不扣的官方语言，之后经东汉、三国、南北朝七百多年间，洛阳话的官方语言地位始终不曾改变，在三国时期，不仅地处中原的魏国官方语言是以洛阳话为基础，就连地处江南的孙武和偏安西蜀的蜀汉官方语言也都是以洛阳话为基础。南北朝时期，情况也同样如此。到了隋代，尽管建都长安，但不久隋炀帝一上台便顺应社会经济、文化形式发展的需要，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洛阳，语言上，以当时的代北——长安为中心关中话因其小众化的历史事实，无缘官方语言的地位，洛阳话的官方语言地位没有发生动摇。而到了唐代，情况也同样是如此，尽管唐代的都城是长安，但唐王朝建立不久，到高宗时期开始将统治中心东移洛阳，之后女皇武则天、唐明皇李隆基等唐代经济、文化极盛时期的几位统治者都长期生活在洛阳，当时的官方语言始终是以洛阳话为基础的，而唐诗也正是这一当时通行语言基础上的产物，而唐诗中的韵律自然也是以洛阳话的音韵为基础的。

之后的宋元明清之世，政治、文化中心不断东移、北移，洛阳话也最终失去了其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唐诗韵律以洛阳话的音韵为基础的历史事实则无法改变。而也正是由于官方语言的这种变更，正是由于洛阳话的非官方语言化，使得后来的文人对这一曾经的官方语言越来越陌生，因而对唐诗韵律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以致到宋代以后，在很多人开了，唐诗中的大多数经典之作都是不合韵律的，如认为唐代七言律诗的巅峰之作崔颢的《黄鹤楼》是带古入律，也即不合近体律诗的韵律，认为杜甫律诗的经典之作大多数都是“拗体”，也即不合格律，甚至认为李白作诗完全不懂韵律。这些认识总让人觉得有痴人说梦之感，因为他们的所谓韵律都是以宋、元、明、清等代的官方语言音韵为基础的韵律，与唐诗所使用的韵律并没有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王力的《中古音韵表》也就只能是痴人说梦了，毫无现实的参考价值，更别说其在探讨中古音韵向上逆推时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逻辑性和非逻辑性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