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是一片在古典音乐的浸润、滋养下，孕育出古典哲学、现代大学和大量科技发明的沃土。然而，这个伟大的民族在近代却连续走了两次弯路，两次崛起都伴随着铁血与战争，其结局都是不仅使自身走向毁灭的深渊，而且对欧洲和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片反复让欧洲和世界惊叹的土地所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思索、回味的东西。
德意志的象征——勃兰登堡
【老谋深算的“铁血宰相”】
1871年1月18日，昔日法兰西帝国的皇宫——凡尔赛宫镜厅之内，在一大片普鲁士容克贵族和高级将领的欢呼声中，在一大片闪着阴冷寒光的德意志战刀之中，欧洲近代史上又一个以民族主义为纽带的军事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了。至此，曾经一盘散沙的德意志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先后战胜了老牌强权——奥地利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军事强国傲然屹立于欧洲大陆之上，整个欧洲都在德军的铁蹄下颤抖。
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
德意志第二帝国版图
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个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此君不是别人，正是第二帝国实际上的建立者、德意志统一战争进程之中的关键人物——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德意志面临的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内部来看，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之中居于主导地位，凌驾于其他邦国和自由市之上，成为帝国的绝对核心；由于之前几十年的积累，德国已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踏上了科技水平不断更新换代的成功之路。从外部来看，老冤家奥地利已经被踢出德意志，与匈牙利组成了一个二元制国家——奥匈帝国，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民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法兰西虽然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不论是其国力军力还是国际地位都从欧陆之巅一落千丈。面对新的局势，“德意志将向何处去”便成为了让这位老成谋国的宰相沉思的问题。德意志帝国如何才能实现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呢？既然内部已经基本稳定，那么工作重点就显然放在外交上。俾斯麦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提出了作为帝国基本国策的外交战略——“三皇同盟”。
近代德意志国家的缔造者俾斯麦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君主制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了几百年的演进，至19世纪后期，欧洲大陆上有足够影响力的王朝只剩下了三个——统治奥地利、匈牙利和东南欧-巴尔干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俄罗斯帝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和统治德意志的霍亨索伦王朝。而“三皇同盟”就是将这三个最保守、最专制、最集权的大帝国组成一个2.0版的“神圣同盟”，共同对付德意志的头号敌人——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么，俾斯麦为什么会提出这一方案呢？
霍亨索伦王朝（左）、哈布斯堡家族王朝（中）、罗曼诺夫王朝（右）
首先，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来自意识形态层面：普法战争后，法兰西建立了半总统制政体，进入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延续了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之本。而德、奥、俄三国则有着浓厚的君主专制传统和军国主义色彩——德、奥两国虽然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但皇帝仍然掌握着国家最高的军事-政治权力，徒有虚名的议会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自诩拜占庭传人、有“第三罗马”之称的俄罗斯帝国虽然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但在政治上却连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都不存在——皇帝仍然把持着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从中央各部到地方的各个行省、区，以及军区和舰队的各级长官均由贵族地主把持着（当然，客观的说，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一系列司法、民政制度改革使得俄国的上层建筑有了一些近代化的气息）。鉴于革命具有“传染”型，相似的意识形态必然导致德、奥、俄三国皇室对革命的恐慌，因而必然会使这三个帝国越走越近。
俄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是表兄弟
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俾斯麦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制定“三皇同盟”这一战略除了从意识形态因素以外，更多的则是对现实利益的反复斟酌：德意志地处欧洲中部的四战之地，周围强邻环饲，怎样处理与这些不省油的灯的关系历来是困扰德意志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超级难题——简而言之，就是如何避免两线作战。虽然德国在19世纪后期已经拥有了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但法、俄仍然是仅次于德国的陆军强国。虽然德军的实力明显比法军、俄军强得多，但同时在东西两线和两个大家伙较劲无论如何也是吃不消的。出于长远考虑，德意志必须在东、西两线之间选择一个侧重点。那么，向西还是向东就成为了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因此，俾斯麦通过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反复斟酌，制定出“联俄抗法”的战略。
德国在一战前夕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
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后，哥萨克骑兵的快马弯刀一路长驱直入、直捣巴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弗朗茨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组织了“神圣同盟”，俄罗斯帝国一跃成为了“欧洲宪兵”。俄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战败，法国通过此战夺回了欧洲霸主地位。俄国人在西方碰壁了以后，便把扩张的重点转向了东方的扩张。同时，节节推进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西部边境。另外，德国在完成国家统一后，迅速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便是资源。德国除煤炭和水利资源以外，其他资源相对贫乏；而俄国是后起的工业帝国，本身就有着丰富的资源，加上1861年农奴制改革带来的人口、资金、市场的解放，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技术积累水平）”。俄国已经具备了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丰富的人口、资金和市场，技术积累水平则是其弱项所在。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和由帝国陆军大臣德米特里•米留金主持的军事改革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行，基建和军事用途的急剧增长恰好为工业制成品的推广提供了市场。而基建工程和武器制造业恰恰是以实业立国的德国的强项。因此，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是一条双赢之路。
德意志近代工业的象征——克虏伯兵工厂
【国事？家事？】
德意志的统一和第二帝国的建立骤然间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平衡状态。俾斯麦认为，欧洲几个大国（德、法、俄、奥）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挤在一辆马车上的几个陌生人，面面相觑、满怀狐疑的互相戒备，一旦有人试图把手伸向自己包里的手枪，其他人则做好了扣动扳机的准备。“三皇同盟”的设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需要指出的是，俾斯麦在普鲁士在对奥战争取得胜利后放弃了向维也纳进军的计划，这使得原本同文同种的普、奥两国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皮，也为奥匈帝国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提供了保障。而从奥地利自身的情况来看，内外形势倒逼不得不迫使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改变对德、俄这两头巨兽的外交策略。这一形式的变化首先来自于奥匈帝国这一欧洲近代史上的怪胎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或者叫“中央与地方关系”）。
奥匈帝国又称“双元帝国”，左侧为黑鹰托举着的奥地利鹰徽，右侧为圣母玛丽亚托举着的神圣王冠
奥匈帝国在政体上实行与德意志帝国相似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但二元制的国家结构这使得其军国主义色彩比德国略浅，也是的其在战争环境下的动员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实际上，“奥匈帝国”仅仅是这个政权的俗称，其正式名称叫做“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皇室和王国领地和圣伊斯特万王冠领地”。前者为奥地利帝国，后者为匈牙利王国。匈牙利并非奥地利的属国，而是在帝国框架内与奥地利平级的邦联成员，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军队。非经匈牙利议会批准，帝国议会不得在匈牙利境内征税、征兵。也就是说，奥地利和匈牙利仅仅是共同拥戴一位君主的两个各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匈牙利国王虽然由奥地利皇帝兼任，但代表匈牙利的并非在位君主本人或其家族，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伊斯特万王冠”。根据匈牙利的历史传统，“圣冠”本身等同于匈牙利国家，包括君主在内的任何人均不得将她据为己有。奥国皇帝只有在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时才能向匈牙利借用“圣冠”，其他时候则不得触碰。除匈牙利以外，奥匈帝国的领土面积还包括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波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8%。除匈牙利以外，其余的少数民族处于无权地位。帝国内部矛盾重重，民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西说，奥匈帝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处于“超重”状态、无力再进行扩张的“防御性国家”——一来是需要与德国联合来遏制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二来是害怕帝国本土遭到德军的进攻。因而，改善同德国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
除了意识形态、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因素，在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君主制、盛行王室家族联姻的时代，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各国王室之间的血缘和亲戚关系。众所周知，国际象棋里最重要的棋子是“王后”。关于这种规则的起源，一个不是很严谨的解释是：王后可以在两国交兵时从娘家带来外援。德意志历史上由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个邦国的公主、郡主都远嫁各国。奥匈帝国在历史上便与德意志同文同种，皇后伊丽莎白女公爵（著名的大美女茜茜公主）便是来自巴伐利亚。这一点在德俄关系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俄罗斯帝国鼎盛时期在位的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亚历山大一世的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巴登的路易莎）、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普鲁士的夏洛特）、“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皇后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黑森-莱茵的玛丽娅）、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黑森-莱茵的阿历克丝）、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夫人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姐姐、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婶婶）•••等均是来自德意志的公主/郡主。因而，德俄两国之间有着传统的王朝友谊。
伊丽莎白·阿玛莉亚·欧根妮的正式头衔叫做“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女公爵”
叶卡捷琳娜大帝
统治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有浓厚的德意志血统
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严守中立，使得普鲁士有了稳固的后方。作为回报，德国支持俄国在1871年伦敦会议上取消了1856年《巴黎条约》对“黑海中立化”的规定，使得黑海舰队得以重建。但是，一个新兴的德意志必然使得俄罗斯帝国的西部领土受到威胁，进而分散其在中亚、近东对付英国的力量。鉴于德、奥两国已经越走越近，俄国便开始考虑减弱与奥匈帝国的对抗强度。
简单地说，德、奥、俄的皇室本来就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且有着众多的共同利益。如果“三皇同盟”能够落实，这三大帝国就不仅仅是“亲上加亲”，而且是“同志加兄弟”了。1873年5月，德俄两国签订了针对英、法的军事协定，称“如有一国遭到第三国的进攻，另一国应动员20万军队支援”；1873年6月，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签订《兴勃隆协定》，该协定规定：如有“第三国的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这一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俄、奥两大帝国在巴尔干的矛盾，使得俄国的西部边境局势有所缓和，使得其在中亚地区的扩张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德意志帝国于这年10月加入该协定。这一同盟初步实现了俾斯麦设想的孤立、削弱法国的目标，可谓是三方皆赢了。
但是，“三皇同盟”在本质上兵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这一同盟还是旧式王朝外交的产物，仅仅是依靠皇帝们的个人威望来维持的一种协作原则。因而，这一2.0版的“神圣同盟”隐藏着无数的危机与隐患，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三皇同盟”的终结】
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被迫将盛产煤、铁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两个省割让给德国，并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在赔款结清之前，法国需负担占领军费用、1873年，法国提前结清了赔款，德军因此于这年9月撤出法国。这年5月，主张对德发动复仇战争的保皇党上台。8月，两国边境的南锡市主教组织该市的天主教徒为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回归法国而祈祷，这一行为得到了巴黎大主教的支持。俾斯麦企图以此为借口，对法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但随后他又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这一次并不能保证俄、奥两国会在战争中支持德国。
以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洛林的归属问题为背景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
1875年，法国议会通过了扩军法案，准备将一个团的建制有3个营扩充为4个营，并向德国购买一万匹马。俾斯麦借机大做文章，先是禁止马匹出口，后是声称，如果法国继续加强军备，德国有必要发动一场防御性的战争。随后，以参谋总长毛奇元帅为首的军方开始战争动员。当然，俾斯麦仅仅是以此恐吓法国，并未有发动战争的打算。但是，法国人却在这次“斗法”中占据了优势——法国成功的利用了欧洲各大国对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恐惧，使得英、俄、奥等国站在了法国的一边。当然，他们并非是支持法国对德国进行报复，而仅仅是担心法国再一次东山再起而已。由此可见，19世纪后期欧洲政局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普法战争的第二功臣——毛奇元帅
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9世纪逐渐走向衰落，而这个老朽帝国统治之下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其错综复杂民族、宗教关系而成为了一个“火药桶”。长期以来，这一地区的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俄罗斯帝国便打着“斯拉夫民族解放者”的称号不断染指这一地区，尤其是斯拉夫人占多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行省、以及已获得自治权的塞尔维亚。而这显然引起了奥匈帝国的不安。为了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遗产，原本已经有所缓解的俄奥矛盾再一次激化：1877年4月，俄罗斯帝国对土耳其宣战。作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最重要的副产品，米留金主持的军事改革的成效斐然——俄军很快便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并迫使土耳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圣斯蒂法诺和约》。该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公国疆域的东西范围是由黑海至塞尔维亚边境、南北范围由多瑙河至爱琴海，俄国派军队占领——显然，俄国有将保加利亚变为其向爱琴海方向扩张的通道。此时。俄国的扩张引起了大英帝国的警觉——英国皇家海军开始向伊斯坦布尔附近海域集结，驻印英军也纷纷调往马耳他。这使得土耳其得以重新整编了8万大军用于保卫首都。加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俄罗斯人被迫将已经吃进嘴里了肥肉吐了一部分出来——根据俾斯麦于1878年6月组织的柏林会议签订的《柏林条约》，俄罗斯人垂涎欲滴的波、黑两地被划为奥匈帝国的军事管制区。
俄土战争
柏林会议的结果让俄罗斯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极为恼羞成怒——素来以开疆拓土著称的俄国人这次居然少见的碰了壁，亚历山大二世认为这是由俾斯麦对“反俄势力”的“纵容”所导致的。因而在柏林会议后，俄国与德、奥的关系便急剧恶化。同年，“三皇同盟”到期但并未续订，这意味着这一2.0版的“神圣同盟”就此走向终结。
以“解放”农奴著称的俄皇亚历山大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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