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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主办的第一桩杀人案。我在小李面前故做镇定，但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比往日快得多，脑袋里像有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着一样。我决心把这个案件办成铁案，办成全省的典型案例，让我的同事们对我的办案能力交口称赞。
这桩杀人案存在很多疑点。
自投罗网的是一个女人，但我并不怎么相信她的话。既然她承认人是她杀的，她就应该如实供述作案过程吧？但她只有一句话——“人是我杀的，判我死刑吧。”她以为我们公安机关是戏剧里的县衙呐？
我想不明白女人为什么会杀人。她们胆子那么小，孙丽偶然看见一只蟑螂都会跳到我身上。再说死者是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能有多少深仇大恨呢？这个女人主动承认是她杀了人，到底为什么？她是要为什么人掩盖罪行吗？如果那样，这个人会是谁呢？
在预审室里，她只抬过一次头，用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瞥了我一下。坦白地说，我被她的目光击中了，我的心倏地一紧。我看到的那双眼睛平静幽深，像无人的月夜里泛着银光的潭水，里面埋藏着难以触及的柔情，还有无边无际的哀怨。我本能地抵抗她是个凶手的判断。
不可能。现场勘查报告和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是被类似锤子那样的凶器击打头部，造成颅脑损伤而死亡的。被害人身高足足有一米八五，体态强壮魁梧，这个女人身高只有一米五二，而且单薄瘦弱。她怎么打的？总不能跳起来袭击吧？
再说凶器到现在也没找到。我们在这个女人的家里、楼梯和家属区附近都搜遍了，像国营七九三厂家属区里的鸡一样刨地，也没有找到类似锤子那样沾着血的工具。
我原本寄希望于朱曼丽——那个最可能看到发案过程的孕妇，好不容易等她做完手术清醒了，可她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也挺可怜的，听说她被吓得流了产，还丧失生育能力了。
这个叫辛月的到底是个女人。刚进来的时候还显得正常，可没过多久就虚脱了，不但让我们审不下去，还迷迷糊糊的显出神志不清的样子。我和小李都有些丧气，如果辛月有精神病，这案子办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但我们只能按规定把她送去做精神病司法鉴定。
我想，得从外围想办法。杀人案，应当从与被害人相关的、特别是被害人死后能受益的人中挖掘凶手。
据鞠长庆的工友反映，鞠长庆不爱讲话，挺老实的，没发现他跟什么人有仇。如是推断，这个案子不可能是仇杀。
鞠长庆和辛月没有多少积蓄，我们让辛月的父母到她家来察看，那两个老人说家里面没缺什么东西。那又说明这起案件不是因钱财而起。
周围邻居和两个人的同事都说这两个人很传统、很本份，没发现他们俩在家庭之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么，这个案子好像不是情杀。
没有理由怎么会杀人？
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关于鞠长庆和辛月的信息反映出他俩都是好人。好人因何被杀，又因何杀人呢？一定是调查中漏掉了什么。我决定亲自对先前排查到的所有线索一一核实，但结果令我失望。
鞠长庆虽然长得人高马大，胆子却小。他的老家在西北农村，是当兵来到本地，后跟辛月结婚留在城市的。在厂里，他从未欺侮过别人，倒是有的工友看不上他身上的农村习气而跟他开过不太恰当的玩笑，但鞠长庆都忍了，没跟任何人打过架，甚至连口角都没有。
而辛月，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好老师。她不太愿意和同事们交往，别说男同事，就算女同事，也没和她说过多少话。她的精力都放在教学上，课讲得好，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她很善良，有的农村孩子生活困难，她还解囊相助过。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他家能出那样的事儿，而辛月会杀人。
鞠长庆死了，按规定我们通知了家属。找他父母很费劲，他父母千里迢迢地到我们这儿来也很费劲。尸检过后好几天，他的父母才赶到。停尸等待的费用，辛月的父母认交了。要说奇怪，辛月的父母有点儿奇怪，他们没有对辛月杀人提出任何质疑，就像这件事早晚会发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一样。
他们的亲家大老远来的，没有要求看儿子的尸首，只是嚷嚷着“杀人偿命”。鞠长庆的母亲身体很壮，看上去比较厉害，她提出要在公安局见辛月的父母。大家都很担心双方会打起来。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鞠长庆的母亲说：“杀人偿命。”
辛月的父母点头。
鞠长庆的母亲说：“我们来回的路费得你们出。”
辛月的父母点头。
鞠长庆的母亲说：“还得赔给我们钱。”
辛月的父母听到具体数目后，又点了点头。
鞠长庆的父母好像再也找不出来什么好要的，就匆匆结束了会面，只是鞠长庆的母亲又嘟囔了一句：“早知道城里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闺女儿没毛病能让我的儿作他家的上门女婿？白白地给他家干了那么多年活儿，呸！”
而辛月的父母好像自认理亏似的，低着头不发一言，待鞠长庆的父母离开后才踽踽地走了。
加害人、加害人家属、被害人家属都对案件没有疑义，倒把我和小李这两个负责具体办案的警察难住了。公安机关破案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光有供词是不足以定案的。理应对案件提出疑义的人都没问题，现在反倒是我们警察有问题了。如果鞠长庆确实是辛月杀的，那她为什么杀、怎么杀、杀人后把凶器放在哪里了，都是问题。
我很苦恼，郭局长却很高兴。他特地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亲热地说：“小蒋啊，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好苗子，这个案子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努把力，再加快点进度啊。”
“可是，”我想说，我还什么都没调查出来呢，但这样说明显对自己不利，于是我脱口而出的是另外一件事，“辛月被送去做精神鉴定了。”
“哦，那件事，你不用担心。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她没有精神病，继续审吧。”
我又说，“她挺拧的，就是不开口。”希望郭局长理解我们办案遇到的困难。
郭局长皱了皱眉，“不开口，和公安机关搞对抗？那怎么行！你得有办法。”他在“办法”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辛月那样的身板，恐怕受不了。
“时间上，”我想再问郭局长要些破案时间，但一下子被局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时间上一定要加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中央都下了文，各地各局频频上报战果，我们这个小地方，出了这么大一桩故意杀人案，怎么就不能从重从快处理？”
领导的话全是从业务角度讲的，但理解领导的意图不能光听语言，更重要的是辨别领导的语气，看领导的神色、动作。我感到郭局长紧蹙的眉头已经把我死死夹住，他猛挥的大手就像一把钢刀，“刷”地闪出凛凛寒光，好像犯罪分子处理不到位我就会人头落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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