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之亡

        秦之亡，贾谊以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此汉儒之说，凡论国家兴亡，皆言人主之行仁义与否，固也。昔孝公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欲尊官分土以招贤强秦，商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商鞅之变法革新，废井田，开阡陌，图以强秦，复先君河西地，以河为界。其后范睢继之，远交近攻，图以蚕食天下。韩非李斯再继之，辅佐始皇灭六国，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秦之变法也，变前人之所未变，法先贤之所未法，以耕养战，军功授爵，国力大增，此秦之所以并天下也。然秦之强也，徒以刑名势术显，以民为黔首，忽于民之好恶，以为其力足以凌天下，而天下莫敢不从，谬矣。初，民虽有好恶，亦有隐怨，彼时尚有战功可期，迨六国殄灭，战事骤息，天下咸归于秦，功不复许，以致积怨复起，民穷兵疲。其后始皇以贾人赘婿征南越，使蒙恬发亡人征匈奴，是残民也，民必怨之。始皇既君天下，渐为功业敝目，以为功过三皇，德高五帝，自称皇帝，内则奢靡无度，外则战端不息，国将不国。始皇之暴，穷民力以营建宫室，筑长城，开直道，民力终将耗尽，兵峰已在云霓矣。夫虐民得天下，顺民治天下，始皇不知，李斯众臣亦不知，知而不谏，惟知徇人主之欲，以存其位而已。

      夫以秦土地之广，兆民之众，建国之久，竟以一戍卒举而天下大乱，继之旋踵而灭，何也？盖其要有三，曰民怨，曰无勤王，曰内乱。秦之虐民固已久矣，至始皇时已至乎其极，民怨沸腾，陈涉之举大义而天下莫不从焉，此民怨也。秦废封建，置郡县，公族无重任，权悉归于上，此集权之道。人主之集权，固也，然秦之所为则过快，此事非短期可为也。强盛如汉武，独尊儒术，远征匈奴，犹历时百年方能尽除封建，以秦之立，不过区区十余年即欲为之，岂非自恃一天下之功而自满乃致自负者乎？此无秦王也。孟子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且以为齐地千里为大，而始皇并天下，疆域辽阔，可有万里，此千年所未有之功业，殷周之盛犹远不及也。始皇自恃其功，渐自满而骄，不立后，远太子，欲求长生，疏于内政，以致赵高乘之，方有沙丘之变，其身与臭鱼为伍，不亦哀哉。赵高李斯之狡也，矫诏立胡亥，逼杀扶苏，又诛蒙氏，诚乱臣贼子也。二世既立，旋诛宗室子女，始皇之嗣凋亡殆尽。不及三载，赵高弑二世于望夷宫，卒之绝始皇嗣。向使始皇知之，不亦悔乎？高之屠戮秦公子，固秦累世杀人之报，然非始皇留高以辅佐胡亥者，亦未必如此之骤且惨也。赵高，诈人也，惟权是崇，以利啖之于李斯，作沙丘之谋。及与斯有隙，进谗言于二世，夷斯三族，卒官至丞相，指鹿为马，欺瞒人主，由是得以大权独揽，肆意妄为。高亦不得善终，后为子婴所诛，秦旋踵而亡。船山谓高乃小人，徒有权谋之心，而无执政之能，此小人至乎其极也。历观古今之佞臣，莫若赵高之狠毒者，再细审古今乱政祸国之宵小，莫若赵高之危害大者。以高之所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秦独得受之，不亦怪乎？观二世之所以用高，高所以谋秦，及其所以自为谋，后世之下可以鉴矣。夫凡人之所以经营者，为子孙计也。人主然，人臣亦然。此内乱也。

        三者合之，秦之亡，在制未因时而革焉。秦以虐民而得天下，亦因此而失天下，何也？此一时，彼一时也。申韩之说可以强国，不能治国，观汉宣帝之霸道王道杂之而治国之说，可谓确论。秦反其道而行，既一天下，不思怀柔治民，反而更重刑名，不亦谬乎？由此而观之，秦之亡，在制未因时而革焉。辛丑三月，木樨堂主人作。